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与你我息息相关 / 文／觉醒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最近，“打错门”（湖北一个中共政法部门高官的太太被所谓的“信访专班”的警察暴打事件）成为社会热点新闻。六个“信访专班”（在省委值班的警察，实为中共对付上访民众的打手）的便衣警察暴打一位六十多岁的高官太太整整十六分钟，导致其脑震荡、神经紊乱、送医院抢救，足见其“打人”的专业程度了。警方道歉说：“打错了人”，而不是错在打人，可见中共警察对于“打人”并不以为错、不以为耻。

其实，警察动辄殴打、凌辱百姓，在中国大陆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只是现在出现高官太太也遭暴打，人们忧虑平民百姓又该怎么生存呢？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公正与稳定是由道德和法律来共同维系的。如果法制健全，政府部门侵犯公民权利都可以直接通过到法院起诉来解决，根本不需要上访；如果社会道德还能保持一定的水平，人们懂得尊重人权、尊老爱幼，更不会出现暴力殴打事件。

然而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到古今中外最不堪的时代，所谓法制、人权陷入最黑暗的时代。究其中根源，就不能不回顾一下十一年前北京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依法集体上访事件。

＊中国历史最大规模的维护公民权利历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依法上访，震惊了全世界。上访的起因是“天津事件”：当时被人称为科痞的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身心深深受益于法轮功的数千名修炼者，自发陆续前往天津师范大学《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三百多名，殴打并非法逮捕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说只有去北京反映才能得到解决。

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们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到北京和平上访，希望释放天津同修，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平静离开。他们秩序井然，离开时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在中国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的开明决定使得事件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都被海外主流媒体高度赞扬。

然而这一切却让江泽民感到极为妒嫉，妒嫉法轮功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妒嫉朱镕基的国际威望超过自己。当晚，江泽民强行推翻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四二五”和平上访污蔑为“围攻中南海”，于六月十日成立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并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在全国范围非法抓捕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后，当时各地法轮功学员大都以为是政府搞错了，于是都自发的到省市政府门前或者到北京去上访。他们只希望能像“四二五”上访一样，政府能够放人给予合理解决。但事与愿违，很多地方政府门前出现暴力驱赶法轮功学员事件，很多学员因为上访遭到殴打和非法关押。这些上访的规模和人数要远远超过“四二五”。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仅在北京石景山体育馆就非法关押了大约上万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之后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利用一切宣传机构开足马力在中国大陆乃至全世界污蔑法轮功，并把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路全部堵死，各地派出众多警察到北京截访，“上访办”成了“抓人办”。因为上访，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除学籍、开除工作、遭到非法抓捕与酷刑、甚至失去生命。无处说理的法轮功学员们只能采取到天安门打横幅以及在各地散发传单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讲清真相，呼唤正义。

如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十一年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止，已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三千三百九十七人。

＊迫害与你我息息相关

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中国社会的司法公正和道义良知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了受害者。

海外评论家横河博士指出：在迫害法轮功的十一年期间，严格地说，从“六一零”办公室成立那天起，中国的法治就被系统的破坏了。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界的滥权已经无法无天了。因为中共不会把滥权这部份限制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上，当权力扩张以后，它就会把所有人都卷进去。

现在很多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在法庭上质问法官：中国的哪条法律指出法轮功是邪教？控告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那么到底破坏的是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呢？所有的法官都无言以对，他们反驳不了一个事实：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尽管如此，公检法部门仍然完全听命于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非法组织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抓捕和判刑。

江泽民和“六一零”非法组织下令对法轮功学员采取“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政策，中共警察就被给予了对法轮功学员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了升官发财，很多警察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各种残忍的酷刑，沦为了打人凶手、杀人犯，而越是手段狠毒、没有人性就越是得到中共的提拔和奖励。

在这种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打人、酷刑、杀人种种暴行都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大背景下，施暴的警察又会如何对待其他民众呢？也就难怪有“躲猫猫”死、“洗脸死”等荒唐事件不断地发生了。

当一部份人被完全剥夺了人权甚至生存权时，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也必将陷入危险境地。这已经成为中国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

其实，就是在法轮功遭到迫害的十一年间，众多普通民众也开始感受到了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中共欺压、迫害老百姓的手段、力度也越来越升级：因社会不公而上访者，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却常被定为非法，而身陷囹圄，有人因此而走上绝路，有人以生命抗争。

而这次在湖北省委门口遭警察暴打的竟然是湖北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政法委、维稳办都是直接参与迫害访民和法轮功学员的部门，参与迫害者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这样的暴力同样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

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忍”，而对“真善忍”的迫害，就是打击人的最珍贵的东西──道德。当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都被剥夺时，“假恶斗”必然横行。法轮功学员十一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不只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更是在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维护人类的普世价值。

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其对中国百姓的迫害

有评论人士指出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和平上访，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中共能够保持总理当时开明的处理问题方式，公民的信仰、思想自由能够得到尊重，公民有途径去解决不公正的对待，那么中国社会很可能有一个良性的转折。

而且一九九二年法轮功传出以后，吸引了中国各个阶层的上亿人走入修炼，也包括政府、军队甚至中共高层的官员。当初政治局六个常委都反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非常清楚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提高人的道德，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哪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如果当初中共不选择迫害，法轮功能够在大陆更加广泛的洪传，如果更多政府人员也加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从内心要求自己做好人、做什么事情都能考虑别人，那么可以想象到这个社会的良好走向。

然而中共“假恶斗”的本性是与生俱来、无可救药的。中共建政六十年，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迫害死八千万中国同胞，对于一群最善良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者依然不肯放下屠刀；中共的“假恶斗”和江泽民的妒嫉狂妄一拍即合，还是导致了这场迫害，致使中国全面陷入了最黑暗的时代，同时也导致了中共自己的灭亡。

中共的邪恶本性不可能改变，它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普通民众的迫害都是它的本性决定的。只要中共存在，对中国人的迫害就不会停止，中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法治社会，公民权利不可能得到保障。

法轮功学员们为了人们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为了制止杀戮，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可喜的是，这最终唤醒了世间的良知与正义。

许多国家正义力量在给予法轮功声援，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在海外多国被告上法庭；许多中国民众特别是正义律师都在参与到反迫害的大潮中来。而如今已经有超过七千八百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这些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到来，也预示着中国的光明未来。

如果人人都能从内心认同“真善忍”，拒绝“假恶斗”，中共邪恶势力必将解体，社会的道德就会回升，等待我们的也将是一个祥和美好的社会。

“海外反华势力” 是中共恐吓中国人的谎言 / 文／知春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败象尽显，崩溃在即，中国也即将迎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纪元。对此，中共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不清楚的只是一部份既得利益者，和不懂历史、不懂文化真正内涵的年轻人。

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热爱”共产党，也对共产党的罪恶和腐败深恶痛绝。之所以拒绝接受现实，是担心真的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反对共产党的力量都是受“海外反华势力”所指使，阴谋制造动乱分裂中国，共产党一旦垮台，中国就会被“海外反华势力”所操控，陷入所谓“动乱”之中。

“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然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共产党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共产党的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因为共产党比谁都明白，一旦说破，它自己的老底就会曝光，它费尽心力给人民制造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扫而光。

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共产党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故意混淆了“反共”和“反华”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用“反华”偷换“反共”，把全世界对“共产党”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什么制造这个混淆、强化“反华势力”这个说法呢？因为共产党知道，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暴政，比起全世界其它国家的自由社会是天壤之别。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共产党，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共产党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共产党暴政的谴责，从而使得共产党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同时，树立一个“反华势力”的概念，对共产党来说，还有着用它耍流氓、搞政治迫害的方便。比如国内很多自发的反抗共产党暴政的行为，学潮、民运、法轮功等等，只要扣上一个“有海外反华势力后台”的帽子，就能让很多中国人认可共产党对他们的打压。不管共产党因此屠杀多少同胞，中国人还都会认为“情有可原”。那些因为共产党迫害而流亡海外、得到自由社会收留和同情的民运人士、良心作家、法轮功学员等等，无论他们如何谴责共产党暴政，如何为中华民族命运奔波呼吁，都很难再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因为他们“投靠了海外反华势力”云云。

实际上，所谓“反华势力”的内涵，绝大多数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共产党用谎言煽动和制造出来的。举几个简单例子，共产党宣传多年的所谓“抗美援朝”，战争的真正起因是中苏扶持的北朝鲜金日成政权悍然出兵侵占南朝鲜，联合国才不得不派遣军队抗击金日成，中国共产党援朝只不过是为了维护金日成政权，根本不是什么“抵抗美国侵略”；美国政府一次次的敦促共产党改善中国人权的提案，共产党一次次拿来作为“反华提案”宣传，但从来没有一次敢把提案的原文公布出来让中国人看看，因为老百姓一旦看到提案的原文，所谓“反华提案”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当然，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利益冲突，但是这种利益之争已经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现代国家之间，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和所谓的“反华”基本扯不上关系。而最能挑动中国人神经的，是那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所谓“反华政治事件”。可是，对于这些“反华事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共产党只是拿来煽动一下情绪，却绝对不让哪个人去理智的分析事件背后的真正起因，因为这些事件，很多都是共产党在国内的屠杀暴政、在国际上的流氓行为招致的国际社会的谴责与抵制，这些真相，共产党是绝对不想让中国人知道的。比如“六四屠城”之后西方各国对共产党的经济制裁、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招来的全世界的谴责、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屠杀藏民等践踏人权的罪行导致的全球对北京奥运的抵制，等等，共产党都把它们改头换面、颠倒黑白之后变成了所谓的“反华事件”。

更为讽刺的是，共产党虽然一直在给人民树立“海外反华势力”的假想敌，然后以中华民族的“保卫者”自居，以骗取中国人民的“拥护”，但是实际上，共产党自己却从来没有真正的保卫过国家和民族，而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共产党从产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祖国的概念，而是只认马列为祖宗，以消灭国家、消灭种族、追求所谓“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实质上也从来没有对中华民族产生过真正的感情。它自始至终真正关心的只是“红色政权”的扩张和生存，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是可以随时利用和牺牲的对象。

正因为如此，早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就派地下组织潜入台湾，秘密进行建立“红色台湾政权”的勾当，这就是当今“台独”的老祖宗；

正因为如此，1931年，在蒋介石已经统一中国，又正当日本侵华的危急时刻，共产党却无视民族安危，受苏共指使，趁机在在江西瑞金另立山头，分裂国家，阴谋夺权；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其宪法第14条就明文规定：“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地区，都有脱离中国、重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力。”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为了获取前苏联的军事支持，公然支持外蒙独立，并同斯大林签订一系列秘密协议，出卖国家的主权和东北的粮食、工业、交通和矿产资源；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在攫取政权之后，为了权力的“稳定”，为了拉拢人心称霸一方，曾经无数次的割让国土给周边的小国，包括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北朝鲜、越南、印度等等。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为了自己权柄和个人私利的“稳固”，自1999年起几年的时间里，和俄罗斯等几个前苏联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正式放弃了被前沙俄和前苏联强占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正因为如此，2008年，为了换取国际社会不再杯葛奥运，中共当局一面煽动无知的“爱国愤青”们大骂“反华势力”，一面却背着广大中国人民与外国签订卖国协议，给美国巨额“经济援助”，再次出卖国土给俄罗斯，并以“搁置主权”为幌子将钓鱼台群岛拱手送给日本；

……

截至今日，共产党共出卖中国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一百个台湾的面积。而这一切，共产党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国内民众采取的是全面隐瞒和恶意封锁，许多国人毫不知情，仍然在梦想着“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称霸世界”。其实，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可以想见，为了自己的生存，共产党的卖国勾当仍将继续，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将会面临继续丧失的危险。

然而，在共产党的独裁暴政已经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生存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同胞受共产党蒙蔽，对即将到来的共产党覆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被所谓“反华势力”所乘，会陷入所谓“动乱”。其实，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了，可现在还是一个和谐的东欧；前苏联的共产党倒台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俄罗斯又从新崛起；“社会主义”东德并入了西德，国家再次统一，全国一片欢腾……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共产党的倒台陷入战乱，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共产党的倒台落入所谓“霸权主义老美”的手中。那么，其它的国家的共产党解体都能实现和平过渡，为什么单单中国会被“海外反华势力”搞垮呢？这只是共产党用来恐吓人民的无耻谎言而已。

没有了共产党，才能有公正自由的新中国；没有了共产党，才能为中华民族真正的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扫除障碍；没有了共产党，所谓的“海外反华势力”也会烟消云散。

（最后，建议您静心通读《九评共产党》，就能真正的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找到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知道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政治麻醉” / 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您听说过政治麻醉吗？那麻醉不是心理上的，也不是生理上的，请容我慢慢道来。
那件事情发生后近四十年，我才第一次听父亲说起。作为家族中的长孙，我为了父亲的心愿，今年春天第一次随父母赴印尼祭祖扫墓、拜访亲朋。在万隆的一家名叫栀子花的餐馆里，父亲给我讲起了他亲身经历的那段荒唐往事。父亲一向不善言辞，但这次访佛变了一个人，说到动情之处，声情并茂，唏嘘不已，仿佛重历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十几岁便怀着满腔激情搭轮船返回祖国，一踏上赤土便赶上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饥饿、疲劳、紧张加上一波一波政治运动带来的种种压力，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刚刚三十岁出头便不得不接受胃切除的大手术。

那时还在文革之中，手术当天医生告知父亲要实施“政治麻醉”，那是当时对针灸麻醉的代名词。在那个所有事物都被政治化了的年代，针灸也在所难免。狂人毛泽东主张走中西医结合的路，于是所有的医疗系统纷纷响应，以针灸代替麻醉剂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在父亲住进的那家医院，病人是接受常规麻醉还是针灸麻醉依据的不是病人的身体状况，或手术类型，而是实施手术的时间。每周有固定的一天或几天必须按政治需要实施针灸麻醉，这就是政治麻醉的由来。

据医生说，针灸麻醉在胸肺外科手术中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其中原因之一是肺叶神经末梢比较少，对痛觉不敏感。但实施腹腔手术还完全没有把握，年轻的父亲被选作首批试验品之一。主治大夫察看了父亲的身体之后，叮嘱针灸师要把针下的深一些，因为好运动，善游泳的父亲腹肌很厚很发达。父亲的手、脚都被皮带固定住，头颈也同样被固定，眼睛也被严严实实的遮住，以防备政治麻醉无效。医生还特意准备了一条毛巾给父亲咬，以防止咬坏牙齿或舌头。我无法想象这样躺在手术室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恐怕不是紧张、恐惧这几个词语所能形容的。

下面的故事我不讲大家也能猜到结局。我也不知如何用简单的词汇描述那其中的具体过程和感受。我只记得父亲讲述往事时，他如霜如雪如根根银针的白发，似乎每一根都在颤抖，每一根都在呐喊。父亲是个硬汉，吃了再多的苦也从不抱怨。而这政治麻醉的痛苦远远超越了他的承受极限。父亲只是说，医生的每一刀他都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每一次翻动内脏都是揪心裂肺的痛。对父亲来说，那手术漫长的没有尽头，强大的黑色痛楚如深渊般把父亲吞掉，但医生的下一个动作又如海浪般把父亲从海底深处高高抛起，一浪一浪的折磨仿佛要把他身体里所有的力量、活力彻底卷走，把他的意志彻底摧毁。手术后的六个月里，父亲都无法安睡，一合眼就被抬到了手术台上去重温那一幕，重新体验那被彻底清醒着开膛破肚的梦靥。

医生当然知道试验彻底失败了，但党性轻而易举地就抹煞掉了人性，父亲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儿麻醉剂的帮助。没人知道他们的报告是如何下的结论，是否针灸麻醉是“伟大领袖英明远见”的又一次胜利。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继续被迫接受政治麻醉，是否还有父亲、母亲把这样的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而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自己父亲的身上近四十年而不知。是什么样的恐惧使这个家族故事埋藏如此之久？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荒唐的故事留在纸上，留给未来的人，我们不能轻易忘记。

令我更加不寒而栗的是近来听到的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有的报告中提到有时劫掠器官的医生竟然不施麻药活活开膛……父亲的亲身经历使我不得不相信这种旷古未有的罪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狂妄疯癫的独裁者，见死不救、见利忘义的医疗系统和道德沦丧的医生无不给这种罪恶开了一路绿灯。从死囚抑或是良心犯身上劫取器官，对那些眼中只有利益、心中没有天良的人来讲，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神州良知不醒，道德不兴，巨龙永远无法真正腾飞。

谁给徐大为注射了毒针？ / 文／掸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徐大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一年被冤判八年。八年期间，徐大为被非法关押过四个监狱：沈阳大北监狱、凌源第一监狱、抚顺第二监狱、沈阳东陵监狱。因坚持信仰受尽诸如被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强行灌食、胶皮管子打、针扎、电棍电击等各种酷刑。在二零零七年末到二零零九年二月他出狱的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受到的酷刑最为残酷。零九年二月三日，大为被释放时已是精神失常、骨瘦如柴、遍体鳞伤。

到家后，他蹲在墙角，不敢动。家人告诉他：“到家了，别害怕。”劝了半天，他才坐到床上。家人发现大为已无法进食、整日咳嗽不止，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经过悉心照顾，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他说：“东陵监狱太邪恶了，监狱给打针，打能致人精神病的药，强迫吃药。用拳脚打，铐在墙角，打昏死过多次。经常遭‘严管’，关在黑暗的屋子里。”

徐大为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手脚浮肿，右腿膝盖和脚踝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家人将他送进医院，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徐大为从监狱回家只十三天，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在医院离世，年仅三十六岁。

在徐大为家人的提议下，五个村的379位普通村民联名致信政府申诉：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政府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

大为家人及村民的正当行为令当局极为恐慌，特别是当这一联名控诉事件在海外报道出来后，中共更加惊恐，遂把这一表达村民纯朴意愿的联名信定性为“联名信事件”进行追查和打压。

显然，在当今中共对法轮功野蛮打击的情况下，中共是不可能对此作出任何调查的。可是中共的不作为以及有意的掩盖，并不能把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抹杀掉。参与迫害者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尽管中共推三阻四，但这并不能阻止对凶手的声讨。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看看迫害徐大为、直接对他注射毒针的人究竟是谁？尽管我们不可能对当事人作出准确的定位，但仍然能震慑恶人！让罪犯们知晓，他们的罪行迟早会被揭发出来的。

其实，要调查这个案件确实很容易，只要把相关的责任人进行隔离审理就很容易确定出作案人。具体来说，大为在东陵监狱的哪个监区，哪个大队，哪个中队，以至哪个班组，肯定都是有记录的。相应的，包夹他的犯人或直接管理他的狱警对迫害他的事情不可能不知晓，即使不是这些人所为，那他也知道究竟是哪些人实施了具体迫害。

一般来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不是单个的警察或犯人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始终坚定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监狱里负责“转化”迫害的所谓工作就牵扯到相关的科室以及监狱里的其它头目。就注射毒针来说，没有监狱里的狱医配合，哪里来毒针？又哪里来注射器？谁去实施注射？当然狱医的这些行为也肯定是有上级的指使的，那么这个指使者又是谁？

监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主要部门，所挑选的狱警又都是监狱中一些极其邪恶之徒。他们在实施迫害时，接到的指令和监狱长的意图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们实施迫害需要协助时，其它科室或人员就必须得无条件的配合。当然，这倒不是说给徐大为注射毒针的指令就是监狱长下达的，因为监狱长作为监狱权力的最高拥有者，他不可能直接参与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去，大都由其下属牵头，再由最基层的狱警实施迫害的。但是让狱医注射毒针的狱警肯定是一个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头目，这些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头目大都是监狱里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长或大队长。当然，至于注射什么样的毒针，以达到什么程度，这在注射之前，指使注射者和狱医必定有一个商讨或约定。

有必要说明的是，象注射毒针这类迫害行为，那些负责包夹的刑事犯人就不大可能被留在现场协助迫害，因为这还牵扯到一个掩盖的问题。大为在清醒时说：“东陵监狱太邪恶了，监狱给打针，打能致人精神病的药，强迫吃药。用拳脚打，铐在墙角，打昏死过多次。经常遭“严管”，关在黑暗的屋子（小号）里。”可见，注射毒针之前狱警就已经恐吓过徐大为了，在注射的过程中肯定还使用了暴力，这些参与者除了看管徐大为的狱警也就是徐大为所在的中队或大队的警察外还会有谁？

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把大为打昏死之后由直接动手的恶警来注射毒针的。但是这仍然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注射器与针剂的来路。作为一般的警察哪里能知道要注射的药物与用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东陵监狱的狱医参与了迫害。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狱警为什么要这么凶残的对待一个即将走出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大为被关押过四个监狱，这很不正常。他为什么要被转押在不同的监狱里，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法轮功的坚定使得迫害他的监狱无能为力，所以只有把他转狱，转移到中共认为对法轮功的所谓“转化率”最高的监狱中去，也就是说转移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不讲手段也最歇斯底里的监狱里去。徐大为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大为在东陵监狱的遭遇可想而知，他在零八年正月初八，曾获准和家人见过一面，那时他思维精神状态都很正常，一个管教把孩子带到他跟前，他还乐呵呵的抱着孩子跟孩子说，要听妈妈和爷爷奶奶的话。而大为走出监狱时的浑身伤痕以及器官衰竭和精神疾病却都是在这一年内造成的。恶警对他施以酷刑的目的，和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的目的完全相同，那就是威逼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显而易见，恶警的图谋未能得逞。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恶警为什么要对他注射毒针？这是一个很险恶的图谋：一方面，恶警出于内心的私愤——这也是恶警的一个共同心态：他们对于不能征服的法轮功学员的极端痛恨，促使他们作出致法轮功学员于死地的罪恶决定。另一方面，恶警们更怕没有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出去后曝光他们的罪行，这一点也是恶警们最害怕的，也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掩盖的。还有一个方面，恶警当然不愿意看到人死在监狱里，因为那样造成的后果会更难收拾：一个是影响到自己监狱的所谓“文明标准”；一个是自我曝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迫害；再一个就是容易引发死者家人的告发和全社会的指责。那么既要达到灭口的目的，又不愿意让人死在监狱里，唯一的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人在走出监狱后废掉。当然，这还要确保此人走出监狱后不能清醒，因为那会把监狱的迫害手段曝光出去。这些险恶的用心才是恶徒们对徐大为实施注射能致人精神病毒针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实施酷刑迫害者，也正是对徐大为注射毒针者，他们罪恶的初衷与他们企望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从监狱的封闭性上也同样可以看出，除了直接监管徐大为的警察外没有其他人，顶多也就是监狱中医生的参与。当然，其他恶警头目的参与也不是没有，但是究其实质，就只有直接监管徐大为的恶警最有可能实施这一迫害了。这包括徐大为所在中队以至所在大队的所有恶警。具体操作者可能是一些中队长之类的基层警察，下达指令者也只能是大队长，也就是他所在的第三监区的监区长了。

我们通过具体的事实来佐证一下。

据明慧网报道：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徐大为的妻子、弟弟及亲友到沈阳东陵监狱，要求狱方说明徐大为生前在狱中遭迫害的详情，严惩迫害凶手。

沈阳东陵监狱派第三监区监区长（也称“大队长”）郭宝元和三监区狱警（处长）吴宝泉出来应对，两人拒绝透露姓名和职务，吴宝泉原本佩戴着工作胸卡，家人问其姓名时，慌忙用外衣将胸卡遮住。面对家属的质问，郭宝元、吴宝泉哑口无言。

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徐大为的老父亲、妻子、弟弟及亲友们再次来到东陵监狱，郭宝元、吴宝泉和另一自称“代表东陵监狱”的警号为2112094的中年男警把徐大为的妻子、弟弟领进办公楼。面对家属质问和徐大为被迫害的照片，三狱警对迫害罪行百般抵赖：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说“徐大为在监狱有段时间精神就不正常”，一会儿说“他精神不正常，是回家兴奋的”。

三个狱警的最后态度是：爱上哪告上哪告吧。

从恶警自相矛盾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恶警是知道给徐大为打针这件事的，当然恶警是把注射毒针说成了给徐大为治病。另一种说法更无耻，把人迫害成了精神病，说那是人回家兴奋的。狱警在承认徐大为在监狱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对迫害的全过程了如指掌。

那当然了，人就是他们迫害的，他们能不清楚吗？他们抵赖的言语也分明在向世人暴露他们自己曾经的恶行。为什么不敢报出自己的姓名？甚至还要采取手法掩盖自己的身份？“代表东陵监狱”的警号2112094的中年男警参与没有参与具体的迫害，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郭宝元与吴宝泉则是直接参与迫害的凶手。这表现在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对徐大为迫害的筹划中去，因为他们同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第三监区，郭宝元很可能就是下令给徐大为注射毒针的要犯，因为他最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推测，就在于监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其实国内其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无论其掩盖的多么严实，手段多么隐蔽，都不可能永远的掩盖下去。事实毕竟是事实。有些法轮功学员虽说已经被迫害致死，但是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不可能追查不出具体行凶的恶人。

当然，随着大法的洪传和世人对大法的认同，迫害者越来越感到孤立。就包括一些在无知中曾经参与过迫害的犯人和警察，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后，也会站出来立功赎罪的。而那些被中共至今利用得还相当得手的邪恶歹徒，他们的下场则注定是十分悲惨的。

象徐大为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迫害者最终必将浮出水面。中共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参与和追随迫害者不如能及时将功赎罪，必将受到法律、良心和天理的惩罚。

从不许找北京律师说起 / 文／他山、一言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所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审判的案件无一不是非法的，都只是走形式。中共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目地就是想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对法轮功的迫害合法化，以欺骗外界。本来就是违背宪法、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迫害，却要用法律来装点门面，这本身就是流氓无耻的。

随着世人对法轮功真相的了解，特别是被迫害者家人对自己亲人因修炼法轮功受到迫害的认识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属在用法律的形式聘请律师为自己的亲人做无罪辩护。虽然中共610操控的所谓“庭审”是走过场的骗局、刑期早已被中共的政法委和610事先内定，但法轮功学员还是要做无罪辩护，为什么？做无罪辩护绝不是对中共庭审的承认，也不是对中共法庭抱什么幻想，而是让旁听者和公众更清楚的看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合情合理合法，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邪恶的，但其却一直在掩盖和抵赖。因此面对法轮功学员找律师和当庭讲真相，那些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搞迫害的人极其恐慌。当前还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如果聘请的律师来自北京，地方法院就更加惊恐。为什么？因为外地害怕北京？北京律师更能抓住关键？地方势力不容易整倒北京律师？还是其它什么原因？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事例。

据明慧网七月十六日的报道，二零一零年四月五日，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丽玉在给路人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四月二十一日，又被非法批捕，现被关押在永泰县看守所，面临非法庭审。张丽玉的家人为她请了北京的律师。

福州市永泰县法院法官鄢行暖得知给张丽玉聘请的是北京的律师时，就说：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能请外地律师，只能请本地的律师。张丽玉家人要求法官拿出不允许委托外地律师的法律依据，鄢行暖拿不出法律依据，就又变换了口气说：我们和你商量一下，是不是就请当地的律师就好，或者我们给张丽玉指派律师，还不要钱。配合我们，在庭审量刑时，我们会考虑的。

张丽玉的家人拒绝了，坚持要找北京律师。鄢行暖于是找来了法院领导，该领导对张丽玉的家人说：给你一个星期考虑，把律师换成本地的，如果不换律师那我们就延期原定于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三十分的开庭时间。

象这样的事件还不止这一个。就在四天前，也就是七月十二日的明慧网的报道中，还有这样的一件事，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吉林省舒兰市法院法官王钰霞通知法轮功学员高玉香女儿到法院，威胁她说：“你们不许找北京的律师，我们给你找律师。”高玉香的女儿说：“我信不着你，再说我钱都花了，你能给我负责吗？”而法官却让高的女儿签字写“同意不找北京律师”，高玉香的女儿不签，他们说：你不签我们给你签。高玉香的女儿说：不允许，你要作假我就告你们去。王钰霞威胁说：“你要找北京律师，开庭我就不通知你！”

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分明看到中共地方法官们的惊恐，好象请了本地的律师，法官们就能完全操控案件的发展似的。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撇开律师问题，先看看对法轮功审判的案件是否合法。按常理来说，如果是合法的话，请哪里的律师都应该是一样的。你法官不就是应该根据证据和对事实的确认，以法律裁决吗？那就由控辩双方去辩论、摆事实、摆依据吧。在这种情况下，哪里的律师都一样。可是要是不合法的话呢？明明人家没有犯罪，但是法院根据上级、上级根据中共610的要求内定庭审程序和结果，法官必须判法轮功学员有罪，否则就是违反了违背天良的党性、违背了610犯罪组织的意志，就是犯了讲政治不讲真相的政治错误。

这也就是说，中共法官们之所以在涉及法轮功的案子上不敢让自己不了解底细的外来律师做辩护，本身就说明他们自己猫腻、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都是违法的，那么涉及的所有的法轮功类的案件也就统统都是非法的了，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的“庭审秀”也是在违法进行着。在中国的法律上始终都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为法轮功学员定罪的具体的法律条款。这些被绑架和非法批捕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出去和人讲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或宣扬一下法轮功的对人身心对家庭和社会的好处，这都构不成犯罪，因为中国的宪法上明明白白的写着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制造借口、明火执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追随中共搞迫害的那些个人、组织、机构，才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并受到良心、道义和天理的惩罚。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地方法官为什么惧怕外来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了。

再来看看北京的正义律师本身。从已有的一些辩护案例看，这些律师在对法轮功案件的整体把握上不只局限于中共610设定一些所谓法律细节来请求法官作出减免或轻判的辩护，而是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从法律角度作出专业阐述——证明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法，那么当然就能说明法轮功学员当无罪，不但无罪，而且高尚。所以他们甚至还都进一步论证法轮功学员的言行对社会的安定以及道德回升方面的巨大作用。这些也是令中共地方法院最为害怕的，因为中共最害怕人们讲出真话、听到真相、用良知面对事实。

就拿二零零九年北京律师为舒兰法轮功学员杨俊崎做无罪辩护的案件来说，当地法院为了不让老百姓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派了六十多名政府官员充当旁听群众参加610导演的庭审秀。北京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从法理的角度阐明法轮功学员不具备犯罪的四个要件，并揭露了舒兰市法院执法犯法的犯罪行为。参加庭审的六十多名充当群众的政府官员听了北京律师的无罪辩护无不窃窃私语，哑然失笑，舒兰市法院的非法开庭成为笑柄。

这里不是说地方的律师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素质。事实上，在对法轮功迫害之初，中共就已经采取种种方式告知律师不得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了。在这种情况下，至今绝大多数地方律师或者自身还不明真相、对法轮功有误解，从而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连接都不敢接，或者出于对自身的保护而不敢接法轮功学员的辩护案件——在当今的中国，地方当局耍起流氓来，可以很轻易的在对律师进行年审时做出吊销他们律师执照的决定，而他们想吊销北京律师的执照就难多了，因为这容易把这一违法事件引起国际性的关注，从而使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自我曝光。而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律师们受到的阻碍就要多一些。其实这不正是律师在这场迫害中受牵连、被裹挟的一种体现吗？迫害的全民性是这场迫害的三大特征之一。十一年来，不仅仅广大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所有没练法轮功的中国人也都受到种种强制、威胁和政治压力。

北京的正义律师们深知，中共不许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是违法和违宪的。他们敢坚持，他们甚至能在相应的刊物上，或他们自己组成的协会里就这一问题提出郑重的质疑。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非法的事件经精通法律者的聚焦和质疑，会更加广泛的转播，而真相的流传是中共最害怕的、最经不起的。

那么如果当事法轮功学员家属真按照地方法院所说、听任他们免费给法轮功学员指定律师，会是什么后果呢？在中国，谁都明白，那些被地方政府指定的律师都是跟党走而不按法律走的——他们不与“610”和内定结果保持一致，他们能被指定吗、能被610和与610保持一致的法院当局信得过吗？

笔者曾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和法官、律师们在一起赴宴。法官当然是居中坐下了，律师侍之真的就如下级对待上级。这其实在中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按理说，律师与法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无所谓上下级之说，没有必要这样毕恭毕敬对待的。酒喝至酣处，一律师对法官说：以后还得指望您给几个案子办。又不好意思的对我说：法官可是俺的父母官。这法官随口说：还别说，还真有一个案子，你得想想办法。我住的小区里有一邻居，他儿子把人打死了，怎么着也不能判死刑，你给辩护吧，就按“过失杀人”办吧。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你和法院没有关系，你让他给你指定辩护律师，哪有那样的好事？法官所说的指定免费的律师，甚至还说在量刑时可以从宽，这说明什么？不就是说明他们在庭审秀上演前就操控着整个审判吗？

可喜的是，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全国有更多的律师在看清真相、用律师的良知来主断自己的选择，外地律师经手当地法轮功学员案件在逐渐增多，为中共做秀的违法法官们已经到了十分尴尬和恐惧的地步。

所有跟随中共、跟随610，妄图利用法律的形式使这场迫害合法化的流氓闹剧已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九九年“七·二零”前后的历史见证 / 文／长春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一些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被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蒙蔽，以为法轮功的信众太多，又敢于直言上访，才引起了中共邪党的不安，所以镇压在情理之中。先不说信众多、敢说真话就暴力镇压对不对、在不在情理之中，本文只想通过回忆笔者在九九年“七·二零”前后吉林省长春某炼功点和省市政府门前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澄清一个事实，即中共迫害法轮功酝酿已久，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就一直不断的采取明里、暗里各种手段所谓调查法轮功，旨在寻找借口、抓住把柄加以陷害。找不到借口、抓不到把柄，就故意制造、挑起事端，给人以法轮功闹事的假相，借机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混淆视听，为其残忍的暴力镇压盖上一层帷幕，耍流氓还要装门面。其实，翻一翻中共近百年的历史，这种一面造谣欺骗、栽赃陷害，一面暴力镇压的流氓手段经过反复运用，已经非常熟练了，熟练的让生活在邪党文化中的百姓习以为常，麻木的不想再去质疑和思考，而且，被洗过的头脑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今天，我们利用“七·二零”的机会，就是要还原历史真面目，揭穿中共邪党的谎言，让广大世人明白法轮功真相，让善良人得救，让邪恶灭尽。

接连造访的不速之客

九八年夏，我开始到离家最近的吉林大学文科楼炼功点炼功。随着大法洪传，入道得法的人越来越多，炼功点很快就搁不下了。有些离家远一点儿的老学员就在自家附近又成立起新的炼功点，记得先后分出来两个新的炼功点。

每天清晨四点半，我来到炼功点的时候，总有几位老学员已经在那里静静的打坐了。我也随着坐下，开始炼功。那时炼功很容易入静，那种轻盈美妙的感觉真是好啊！五点半，大家陆续都来了，静功也炼完了。音乐响起，大家齐刷刷的站好，随着李洪志师父的口令，和着悠扬舒缓的炼功音乐开始炼动功。炼完功，大家三三俩俩静静散去，一片祥和。

九九年六月以后，炼功点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就站在我前面。后来才知道他是便衣，不是来学功的，是来执行任务的。炼功点的学员谁也没有在意他，辅导员照样耐心的教他动作。他从不早来，经常来晚，抱轮做不完就走。我常常是一睁眼看见他在我前面，炼完功一睁眼他已经没影了。随后，还来过另外两三个便衣，拿着照相机、录像机照相、录像。

六月末，我们单位书记也开始光顾炼功点了。炼功点的义务辅导员也是我们单位的，炼完功我们一起往回走，我还挺高兴，以为书记也来修炼了。辅导员却很严肃，书记和她说了什么。我们平时关系都很好，书记来了多次，每次照面，她都说：“我来看看你们。”好象有什么话又不好说明似的。

七月初，辅导员说：派出所警察到她家里去，说不让在原来的炼功点炼功了，如果非要炼，就到马路对面去，那里不归他们管。第二天，辅导员带着一些人到马路对面去炼功。我习惯在老地方炼，就和另外几个法轮功学员用随身听录音机播放音乐，继续在原来的地方炼。这样一直坚持了十来天。其间，不断传来全国各地、吉林省各地警察冲击法轮功炼功点，干扰学员炼功的消息。

警察到炼功点赶走学员

七月二十日，大家象往常一样到炼功点炼功。六点钟左右，大约十几名穿制服的派出所警察来到炼功点。我听见他们找到辅导员，说：“你叫他们别炼啦。”辅导员说：“他们是自愿来的，不是给我炼的，我说不管用。”他们看不行，就一个一个的去撵，把大家撵走了。我随着人群离开，但没有回家，我换了个地方，站到树丛里接着抱轮。警察们还在和辅导员说话。我快要炼完时，他们看到了我。一个警察说：“还炼呢，回家吧。”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炼功点的。

回到家，有几个学员正在家里等我呢。他们离开炼功点，发现我没回来，不放心，都没有回家，相约到我家来了。大家交流了一下，觉的应该把修炼法轮功给我们带来的身心变化和法轮功的美好告诉政府相关部门，希望政府部门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要阻止我们修炼。一九九八年，国家体委来长春做过调查，结论是修炼法轮功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还要这样阻止炼功呢？大家约好第二天再看看情况。

公安、国安警察、便衣监视

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四点多，我习惯性的起床，来到炼功点。鉴于前一天的情况，我没有直接到炼功点，而是先从远处观察。炼功点没有学员，却有一个中年男子站在我们平时打坐的地方，抻抻胳膊扭扭腰，好象在晨练。按常理，这么早很少有人晨练的，更不会有人选择这个地方晨练。看得出，他是便衣。我绕过炼功点，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顺着马路往前走，不远处又是一个炼功点。还没等接近呢，看到路边也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门敞着，里面有两个人，便衣，很疲惫的样子，斜躺在座椅上打盹，看样子他们在这里守候多时了。附近不远处还有一辆公安的警车，我从旁边经过时，四个穿制服的警察探出头来看，有点儿紧张的样子。

我回到家里，一个人炼完了功。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下班后，得知炼功点学员也都基本知道了炼功点的情况，各个点情况相似。大家决定第二天去市政府反映情况，希望尽快恢复炼功，在合法的环境下修炼，因为这么难得的好功法，谁都不会放弃的。

市政府门前和平请愿

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六点，有几个外地学员也来了，说他们那里来了不少人，都觉的必须向省市地方政府反映情况，早日恢复正常炼功。大家虽然为炼不了功而着急，但都善良的认为，通过我们和平理性的反映情况，政府会圆满解决问题。

我和一个学员坐上一辆公交车，打算去市政府。上车一看，一车人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带着干粮和水，表情严肃，神态祥和。车绕道而行，司机说省、市政府一带不能通车了。我们下车，步行到市政府。去市政府的路口都列队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去省政府的路段不通。显然，这些武警天不亮就站在这里了。

我们随着人流，向市政府方向靠近。路上遇到了炼功点的义务辅导员，她非常理智，清醒，告诉我们要跟紧，互相拽着点儿，不要分开。路上，有人告诉我们行走方向，说还有几个路口没有武警把守，可以绕进去。遇到这样的人，辅导员认识的，就互相点点头，不认识的，就问他问题，确认是学员，我们才走，因为有便衣冒充法轮功学员，故意引导你到预定位置。等我们拐来拐去到了人民大街，才发现学员们都被集中到了新发路以南，人民广场以北的人民大街路段上，南北东西都有武警把守着路口，人民大街上还停了很多辆大客车。

显然，事先留出几个路口，把法轮功学员集中起来，再装进大客车运走，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法轮功学员前往市政府反映情况，并非突发事件，至少在中共邪党一方是事先了解的，有安排有准备的。但是，他们不是怀着解决问题的诚意，平等的对话沟通，避免事态扩大，而是故意让事态发展，达到足以栽赃陷害、欺骗民众的预期效果后，再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造谣说什么法轮功“冲击政府”，使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打压有理。多么恶毒的流氓伎俩！至今仍然有很多世人受蒙骗。

对武警士兵讲真相

当我们被推到最前排，和武警士兵面对面的时候，辅导员就给他们讲真相，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讲真相”这个词。看着全副武装、挽着胳膊密密麻麻和我们对面站着的武警，学员发自肺腑的说：“你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你们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法轮功讲‘真、善、忍’，你想想，‘真、善、忍’多好啊，可不要听信谣言，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对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我们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好人多了不是好事吗？法轮功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弘传，上亿人受益。法轮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到这里来，是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亲身受益的，大家都想要说句公道话，就都来了。”

武警士兵听了，垂下眼睛不说话。我站在辅导员身边，泪水不由自主的往下流淌，我也想说，却哽咽的说不出话。这时，我的左侧有人推过来，我和左侧的学员分开了，武警开始抓人，把分开的法轮功学员拽上路边停着的大客车。辅导员嘱咐身边的武警说：“记住‘真、善、忍’，不要伤害法轮功。”说完，拉着我离开人民大街，翻过栅栏，来到人行道。

马路中间的法轮功学员被一拨一拨的撵到了十几辆大客车上，车开走了，车上的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一会儿，马路上没有人了。武警士兵退到人行道上，和法轮功学员面对面坐下，相距大约两米远。这时我才看清，他们和马路上的那些武警装备不一样，这些人头戴钢盔，端着冲锋枪，制服颜色样式也不一样，看来聚集到这里的不只是公安和武警。法轮功学员坐成几排，整整齐齐，秩序井然。有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背诵经文和《转法轮》，有的打坐炼功，带了书的开始看书，非常安静祥和。

天空中旋转的法轮

中午时分，阴沉的天空透露出一缕阳光。法轮功学员中响起一阵阵欢呼，大家纷纷扬起头，指着空中看，兴奋而激动。大家都看到了，就在长春市的天空正中，一个巨大的法轮在旋转，不断变换着颜色，七彩的光透过云层照射下来，一直照射到脚下的地面。那景象，无比美妙神奇。大家都看到了，武警、警察、便衣，以及过路的世人，都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一景象。很多法轮功学员泪流满面，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大家。这也是我第一次真切的看到旋转的法轮。

我当时正好站在一个电话亭旁边，就马上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丈夫快出门看法轮天上旋的神奇景象。电话亭主人听着我们兴奋的对话，好奇的问：“什么转？怎么回事？”我指给他看，他也看到了，啧啧称奇，对法轮功竖起大拇指。

到处是便衣

我们坐在马路边上的时候，有两三次，一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来到法轮功队伍前面，说：“法轮功学员不要在这里等了，都到省政府去。咱们不是到这儿坐着来的。”辅导员示意大家别动，防止上便衣特务的当。事实上，省政府门前都是武警在看守着，根本无法靠近，即便能接近，最后也是被拽上大客车。而我们的目地是要让政府明白真相，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达不到目地做它干什么呢？还有来登记法轮功学员姓名住址的，都被我们严词拒绝了。那明摆着就是便衣特务的圈套。

一直到下午，我们还是被武警包围着，根本无法接近市政府大门。政府非但无诚意听取我们反映情况，反而动用武警部队分散劫持我们，不知给送到什么地方。看到这种情况，辅导员带我离开法轮功人群，来到外围，想要看看总体情况，想想办法。在人民大街路边一座大酒店门前，我们吃了点儿面包。旁边有进进出出的酒店工作人员，行人，和看热闹的闲人。还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小棍儿在地上划拉着，好象在等人。

吃完面包，辅导员对我说：“咱们走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刚要回答，那个拿小棍儿的男子突然说：“快回家吧，别在这呆着啦。”我吓了一跳，看看周围，没有别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便衣，一直在偷听我们说话。辅导员给我使个眼色，我们迅速离开了那里。

省政府门前请愿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和炼功点的另一位学员去了省政府。门前有很多人，法轮功学员、便衣、警察、武警、行人等等，乱哄哄的。省政府大门口停着好几辆大客车。

我们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过来悄悄塞一个纸条，一看是假经文；有人过来说：“回去吧，在这里没有意义。”我们感到这里的情况比二十二日要复杂多了。

一个学员过来提醒我们：“分散开，别扎堆，他们在抓人。”果然，南、北、东三面开始有便衣和武警逐渐聚拢，把站在省政府门前的法轮功学员往中间撵。我和这名学员迅速往包围圈外走，和警察擦肩而过。与此同时，开过来一辆大客车，被包围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拽进了车。开走一车，又来一车，就这样循环着。

但是，法轮功学员们有了警惕性，不再象前一天那样轻易被绑架了。

警察登门

下午，分局两个警察到我家。问我什么我都说不知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对警察，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来。后来，他们完不成任务，才告诉我说是辅导员被绑架到分局，有些事找我作证，因为我们是同事。我还是不相信。他们就打电话，辅导员在那头告诉我怎么说，我才知道她二十一号就已经被绑架了。

这两个警察说话、举止粗鲁无礼。我不按照他们的意思说，他们就吼。当时我正在家里洗衣服，四岁半的儿子在家里玩儿。孩子四岁就能通读《转法轮》，打开任何一页，他都能读下去，没有错字。他看到警察对我这样不尊重，就把手里看的一本小书砸到警察的头上，眼睛瞪着那警察，我从来没有看到孩子如此威严的表情。警察收敛了许多，知趣的说：“从来没有人对你妈妈大声说过话，是吧？”

和我一起去省政府的学员不久也被绑架了。此后，这种骚扰、绑架就肆无忌惮的开始了。

愿无辜幼童重获幸福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八日】（明慧记者郑语焉综合报导）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万分沮丧或烦躁郁闷的时候，看到小孩天真无邪的可爱模样，顿时心花怒放忧消愁散，心情跟着轻松不少，因此惯用“小天使”来称呼他们。对于稚龄幼童，无论是否自家或陌生人都会本能地适时伸手呵护，不忍其受到无谓的伤害，古今中外咸认这是基本人性之一。群居动物迁徙途中，也会本能的、不分你我地照顾幼小，因此对于残忍对待幼童者，往往被鄙视唾骂是禽兽不如的家伙。

整个社会无不期盼并且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孩童身心发展的环境；但是身在中国大陆的孩子们的处境却是惨无人道的残害下的牺牲品。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中共倾其国力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难以计数的孩子们，因做“真、善、忍”的好孩子，或因父母是法轮功修炼人，而遭到迫害，被歧视、恐吓、失学、非法关押、毒打、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十年来的残酷迫害未曾停歇。

小男孩的呐喊：我想上学，我要回家
辽宁省铁岭市年仅十岁的小男孩黄春霖，母亲金红玉、姨和姥姥因修炼法轮大法遭到迫害，致使他随其母亲被迫流离失所，有家归不得，也无法上学。遭受无理迫害的小男孩亲笔写下他的感想：“江××害怕真善忍，迫害我全家。我想上学，我要回家。我羡慕国外大法小弟子。黄春霖”
正在读小学的小莲花，背着书包放学回家，可却进不了家门，只好在门口徘徊；原来小莲花的父母廖晓红、石教钰因为秉持“真、善、忍”，于二零零九年四月被郴州“六一零”绑架，警察抢劫了他家的所有财物。进不了家门的小莲花在门口徘徊着，当夜幕降临，在无助的恐惧中，小莲花嚎啕大哭，她幼小心灵实在不明白，从她出生起，父母就轮番地被绑架、迫害，她的家就生活在恐惧中，这样迫害到底所为何来。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咸宁市温泉法轮功学员周克利全家，包括其子女和儿媳熊春芝等五人先后被非法劳教，家中仅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无人照顾。孩子想妈妈的时候，就用稚嫩的小手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上：“妈妈，我想你。”


二零一零年四月八日，乌克兰《20分钟》网站，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题为《画展揭露了中国最可怕的秘密》文章及短片录影。文章作者瓦莲姬娜说：“根据事实，在中国有大量的儿童，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带走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因此，无依无靠的孩子到处流浪。”而有的孩子则是在幼小年龄便被强押关入牢笼，遭受身心重创的伤害。

无辜幼童坐牢为哪般？

小女孩郭月童，妈妈刘爱华、爸爸郭玉亭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轮功学员。小月童一岁多就和妈妈一起被昌黎县“六一零”非法关押在昌黎洗脑班不见阳光的牢房，吃、喝、大小便都在一室。法轮功学员还被各种酷刑折磨，如：不让睡觉、戴镣、戴铐、戴背铐且嘴用胶带粘上用电棍电、胶皮棒打、罚跑圈、强行灌食、用手铐铐在门或窗户上然后用电棍电……。

小月童每当看到妈妈被迫害时，吓得只能躲在墙角哭。在没有坏蛋叫喊、妈妈没有被拉出去折磨的时候，小月童就会扒在牢房的铁栏上向外张望。被放出来时小月童已经三岁了，但就在小月童已达上学的六岁之年，她又被关入牢笼，不禁令人怆然长啸问苍天：六岁稚童两度坐牢为哪般！？

山东莱芜市法轮功学员王子等和只有两岁多的儿子与侄女一家六口被当地公安局强行关进拘留所。当全家人被带到拘留所后，王子等两岁的孩子扒着铁栅栏，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尽管已隔千万里的海外时空，仿佛还清晰地听到小幼童凄厉的哭叫声，试问，修炼真善忍的家庭与幼儿何辜？竟要遭此迫害！

禽兽不如的凶残恶行

有的孩童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迫害中被逼身亡，且举两个冰山一角的事证。

四岁小女孩王淑杰，家住山东省莱芜市苗山镇南苗山三村，父母都是修炼人。一九九九年中共构陷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以来，小淑杰面对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受到极大的伤害，可怜年仅四岁的小女孩在饱受惊吓与迫害的摧残下停止了呼吸。

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小学念三年级的刘倩，因患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悲痛中的母亲想起曾看过法轮功真相传单上讲述的一个十五岁女孩患白血病炼法轮功痊愈的神奇故事，刘倩开始修炼后，神奇的痊愈了。可她的修炼遭到校长的训斥，强行让她保证不炼了，否则不让上学。天真的小刘倩不肯违心，宁可不上学也不做昧良心的事。她失去了往日的欢笑，整天闷闷不乐，不吃不喝，父母问什么也不说话，时常哭泣。此后，小刘倩精神、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不数日，她突然神智不清，继而昏迷不醒，骤然死亡，被迫含冤结束了她十二岁的人生。

倾听心声与愿望：我也有一个梦想

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杨森博士，于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应邀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生日集会上做了“我也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愿当微风轻拂耳边发梢之际，你我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听到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声和正义良知的呼唤：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着，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他们不必因为他们的理想和思维而忍受迫害（包括酷刑、非法拘捕和审讯）。

我梦想着，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不必由于他们相信什么而被非法判刑或夺去生命。

我梦想着，有一天法轮功学员能够走到公园晨炼而不再被警察殴打。

我梦想着，我的女儿能回到中国，人们不再针对她的法轮功信仰，而是针对她的品性来评价她。就象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当这一切发生时，当我们让自由之钟敲响，我们让它敲响在每个大小村庄，从每个州到每个城市，我们会快步迈向那一天，所有上帝的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能手挽手唱着古老黑人的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啊，我们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