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迫害法轮功者的前车之鉴 / 文／心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14/参与迫害法轮功者的前车之鉴-255611.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李斯，秦相，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重臣。据《史记》记载，在秦始皇沙丘病故后，作为朝廷重臣，他本来可以按照秦始皇遗诏，立以仁义著称的扶苏即位，但是在赵高的蛊惑下，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做了一个极端错误的选择——与赵高同流合污，篡改遗诏，立胡亥为秦的即位人。后赵高权势高涨，李斯惨死于赵高的屠刀之下。

本丢·彼拉多（Pontius·Pilate）于西元26至36年间担任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当耶稣被犹大出卖以后，由彼拉多审判。彼拉多明知道耶稣无罪，但是在迫害耶稣的犹太教的长老们对彼拉多说：“你如果释放了耶稣，那就不是罗马皇帝的忠臣。”他胆怯了，放弃了对法律的维护。

据记载，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他那曾被耶稣治好绝症救了性命的独子彼罗就扑倒在地，当即死了。彼拉多不久就发烧病倒了，昏迷很久而不省人事。希律王违背诺言，在罗马皇帝面前排斥彼拉多而推荐自己的亲信，彼拉多因此被招回罗马述职。在罗马国会上受到审判和处分，被流放高卢。他在罗马的田产也充了公，最后落得身无分文，过着奴仆一样的生活。到了流放地后，所有人都讥讽他，即使是小孩子都避开他。罗马皇帝的愤怒并未平息，不久又下令赐死他。彼拉多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与疯狂中自焚身亡。他的尸体连同巨石一起捆绑丢入河里，虽然绑着石头，却沉不下去，依旧在河面上漂浮，被鱼群吞噬。

今天的新闻报导，迫害法轮功的恶首之一——薄熙来被立案调查。曾经是薄熙来的铁杆的王立军，另一名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前些时候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寻求庇护遭拒，被当局宣布“休假式治疗”。王、薄的倒台之火已经烧到另一迫害主犯——周永康。

周永康，“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现任头目。政法委作为中共的党务机构，成为中共干涉政府、破坏司法独立的典型组织。“综治办”、“维稳办”、“610办”等都是中共党委的“政法委”在操纵，都与中共“政法委”合署办公，几个机构一套班子，政法委和610一起，在迫害法轮功中不但制定迫害计划而且具体实施迫害。

二零一零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了企图在二零一二年“入常”接任政法委书记，在周永康流窜到重庆之际，表现其在重庆的“社区防控”政绩（迫害民众的能力水平），与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掀起重庆腥风血雨，操控重庆邪党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严密监控访民、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及法轮功修炼者。十一月十六日，重庆610、国安、社区特务为讨周永康、薄熙来的欢心，有组织、有预谋地绑架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法轮功学员在辽宁省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成功插播真相节目，中共当局极为恐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进驻大连，调动所有警力甚至部队，亲自布控绑架法轮功学员。

此外，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曾被周永康列为最高封锁级别的敏感词“活摘器官”相关词在百度上一度解禁，百度网站上有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文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就发生在被政法委系统管理下的中国各大省市劳教所、监狱里，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就直接参与此事。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后，周永康曾到沈阳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

王、薄、周之流最后的结局还在进行中，但是他的后果一定与他们的所做的恶果等同。

上述事件中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了私利出卖良心，最终害的是自己。“人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在上诉古今中外的人鉴、史鉴中照一照，你们是不是该想一想自己的后路了？！

中共政法委的罪恶 / 文／德元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13/中共政法委的罪恶-255609.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特别是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中共政法委的黑幕越来越多地被曝光。以“维稳”名义出现的政法委，实质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共政法委的头目周永康的罪恶正一步步被揭露。

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工具，是个类似苏联的克格勃的特务组织。通过政法委控制社会的制度这种手法，是共产党体系中的一个特点，政法委的体系和运作方式就是从前苏联进口的。

政法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组建于1958年，康生、汪东兴、彭真等曾执掌过中央政法委。政法委对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安、武警等具有管辖权，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更将其扶植成“法外授权”机构，并成立盖世太保式的“610办公室”，无法无天。实际上是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也是中国最庞大、最腐败的机构。

政法委以“温水煮青蛙”方式长期残害中国人

中央政法委是一个在宪法、法律中都找不到任何踪影的组织，却可以指挥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安等名义上应该由人大和国务院管辖的国家机器，还共同指挥武警部队。中共中央政法委是主管党内与政府的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察等系统的首脑机构，是仅次于军队的中共暴力专政力量，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一把利刃，在中共历次镇压人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年就要动用武警镇压人民15次。中国有关部门的内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每年近30万群体性事件，有一半和政法委管控的执法机关有关，中国约有800万“长期上访民众”，其中82%是因为公检法处理案件不公而上访。

政法委是中共暴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操纵者。可以说，没有政法委，就没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没有成千上万民众被生灵涂炭。所以政法委最大的罪孽是为虎作伥，残害生灵。从中共窃政初期的“土改”、“镇反”、“肃反”，到上世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右”，六十年代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公检法虽然被“砸烂”，但政法委的幽灵无处不在），再到八十年代的“严打”、镇压八九民运，九十年代镇压中国民主党、迫害法轮功及本世纪初镇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政法委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政法委将中国人推向危险边缘

可悲的是，当今的中国人被中共绑架，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政法委来迫害自己。同时，也给政法委迫害法轮功提供了后勤保障。

中共年初大幅上调2012年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支，超过军费。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与2012年中国用于国防开支的6700亿元相比，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将增至7017亿元人民币，增幅为去年6293亿元的11.5%。在民生上的开支像社保、医疗、教育这些还不够的情况下，大量的金钱被投入了所谓维稳，也就是给政法委提供了活动经费。

《光明日报》文章说：“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份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份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

不制止行恶者就是对行恶者的默许与纵容，自古善恶、正邪不两立，目前的中国人等于是不知不觉中“被”中共划分到与行恶者为伍。因为交钱养政法委等于给杀人犯买枪买粮食让其杀更多的人。也等于让政法委在迫害法轮功中造下更多罪恶。

风云变色前自救应当先

法轮功不是弱势群体，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不是法轮功需要谁的支持，而是支持法轮功，了解法轮功，才能恢复良知。中共在十几年迫害法轮功中，法轮功没有倒，而中共却在内斗中走向最后的解体。

曾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声明退党，这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我保持中立。”法轮功学员说：“你既然保持中立的话就应该退出来，你是它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他听后若有所思。学员说：“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更是自己前途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善恶有报，中共所做的坏事遭报应的时候，作为它的一员能不跟着受牵连吗？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平安呀。”这位男子感激地说：“谢谢。”随后表示愿意退出他入过的团、队。

其实像这位中年男子态度一样的人在前些年很多，现在虽说比较少了，可还占一部份。法轮功学员说的很好，“你是它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只有先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才有可能保持中立。而在政法委的问题上，没有抵制其邪恶的人，等于都站在了政法委一边，用自己的血汗为其输血。只有用行动终止中共政法委行恶，才是真正的保持中立，因为你没有帮助政法委。

有家人和朋友在政法委体系中的人，更应该向其讲清政法委的罪恶和中共行将解体的真相，不再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成为政法委行恶的工具。

明辨是非善恶，远离行恶者的队伍，在中共解体前，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真正负责的抉择，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重庆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 文／龙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12/“重庆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255486.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和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打手，都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大嫌疑犯，从而得到江泽民集团的提拔和重用，但是这也种下了他们悲惨下场的种子。

今年年初，王立军和薄熙来闹翻后，因为王知道薄家太多的黑幕，薄熙来要杀人灭口，王立军为了保命，二月六日，化装成女人逃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交给了美国许多有关薄熙来、周永康等中共高层的秘密。薄熙来知道了情况之后，出动了包括装甲车在内的七十多辆警车越界到四川成都，包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造成了重大国际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一、中共因迫害法轮功已造成四分五裂

中共夺权六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副部级官员逃入美国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给中共丢尽了脸，表明中共内部已经离心离德，对中共已失去了信心，这对中共是很不好的预兆。现在从曝光出来薄熙来的丑闻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共高层的黑暗、腐败和血腥。这也让人看到，卖力参加迫害法轮功的都是贪污、腐败、心狠手辣之人。

经过激烈的内斗，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晚十一点左右，新华网正式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决定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海外分析人士敏锐地指出，中共内部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

现在不仅中共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民众普遍不再相信中共了，对中共失去了信心。例如，中共在处理“重庆事件”中所谓的“辟谣”，当中共公布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之后，人们发现很多“谣言”原来是真的。中共自打嘴巴，毫无信誉可言。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现在已经是植物人，其迫害也让中共把自己打倒了，中共离全面解体已经不远了。现在中共内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共什么时候垮台，如何能够让中共多活一天……薄熙来把八十亿资产转移到国外，说明他也想留一条后路。

二、江泽民执意迫害法轮功种下无穷祸患

王立军作为薄熙来的心腹，知道了薄熙来太多的黑幕，而且王立军热衷于搞监听，秘密收集了薄熙来的很多录音。王立军在美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大量中共高层的秘密材料，其中包括薄熙来和周永康策划军事政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等。在二月中旬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美国方面把这些秘密告诉了习近平。习近平回国后，支持胡温对薄熙来的处理。

从海外媒体报道来看，薄熙来和周永康策划军事政变，得到了江泽民的同意和支持。薄熙来和周永康为什么要策划军事政变呢？要看清背后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要深入到中共的最高禁区：法轮功问题。这是理解这些年来中国问题的关键。

一九九九年七月，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嫉，下令镇压法轮功时，当时的中共中央七个常委，除了江本人外，其他六人（包括胡锦涛）都不同意镇压。当时，这七个常委（包括江本人）都看过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而且在一九九八年，刚退休不久的乔石主持了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大型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结果提交给了政治局。中共高层对法轮功非常了解。

江泽民为了让其他常委支持打压，一方面用高压手段，另一方面用欺骗手段，利用中共的情报系统，制造假情报，造谣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法轮功多少多少钱。江泽民、罗干一伙制造了很多谎言抹黑法轮功，如所谓的“一千四百例”。当时确实蒙骗了很多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谎言和暴力的迫害难以为继，于是江泽民、罗干一伙策划了“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煽动仇恨，把迫害推向更加邪恶和血腥，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中获取暴利。

三、江泽民在美国被告上法庭

二零零二年十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之前访问美国，但是在芝加哥的时候被法轮功学员告上美国法庭，这使得江泽民在国际上丢了大丑，心中非常恐慌。

回国后，本来按照中共内部的规矩，江泽民应该在中共十六大上把全部权力交给胡锦涛。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中共接班人，和江泽民没有什么渊源关系。从美国访问回来后，江泽民非常害怕被清算，在曾庆红的阴谋策划下，以张万年为首的中共军方实权派人物，突然袭击，提出了一个“特别动议”，要江泽民保留最关键的军委主席职位。胡锦涛措手不及，在军方的威逼下，被迫接受“特别动议”，因此出人意料地，江泽民继续保持军委主席，直到二零零四年。

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中，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把晋升、工作成绩、奖金等等和迫害紧密挂钩，提拔积极参加迫害、手中沾有无辜法轮功学员鲜血的人，而且把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使得政法委、公安部门的权力激剧地膨胀，以“维稳”为名，重点迫害法轮功。

四、为防被清算，江派要控制政法委维持迫害

为了防止清算和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集团想方设法要保住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控制庞大的公检法司系统继续迫害，而且要由积极参加迫害、手中沾满鲜血的人占据这个位子。罗干退休后，双手沾满鲜血的周永康接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继续江泽民的迫害政策。

按照预定，中共要在二零一二年秋召开“十八大”。按照中共内部规定，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为年龄问题必须要退下来，因此江家帮急需一个人“入常”接替周永康，继续迫害法轮功，江家帮看中的这个人就是薄熙来。

薄熙来为了能够升官，不择手段，极力迎合江泽民，他在辽宁任职期间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包括血腥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双手沾满了鲜血。而他因为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当时身为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陪同副总理吴仪飞到美国，这是他任商务部长后的第一次出访，不过迎接他的却是法庭起诉。

在加拿大，薄熙来已经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之中。名单上的人如试图进入加拿大，即会受到调查，被拒绝发放签证、或被禁止入境。

薄熙来因为迫害人权在国外被起诉，也给中共丢了脸。加上薄熙来人品极差，例如在文革中造反，踢断了自己父亲的三根肋骨，使得中共高层中许多人不喜欢他。结果薄熙来在中共“十七大”上被迫离开北京，来到了重庆，其实就是断了他“入常”的路。他想要按照常规进入常委接替周永康的职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薄熙来自比秦始皇、毛泽东，野心极大，自然不甘心，而且得到江泽民、周永康等的支持，更加不择手段，不可一世，于是搞起了“唱红打黑”，好象文革再现，并且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同时铤而走险，和周永康策划军事政变，必要时采用非常手段。

五、人算不如天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结果出现了王立军冒险跑入美国领事馆的国际事件，把这一切曝光于天下。昔日所谓的“政治明星”薄熙来和“打黑英雄”王立军，转眼之间落到了让人预想不到的悲惨下场，可见人生无常。他们都是江泽民的受害者。

现在迫害法轮功的首恶之徒在国际上如过街老鼠一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近三十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已经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等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权恶棍。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同时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灾难，也触发了解体中共的退党大潮。中共快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共的迫害不会长久。这其实也是警告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善恶终有报，多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想一想。

对于更多受中共蒙骗的人，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退出中共，将会给自己带来福份。

参考资料：“重庆事件”简介 / 文／龙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11/参考资料-“重庆事件”简介-255519.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触发了中共的全面内斗。现在，积极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和王立军已经遭到恶报，但是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由于中共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封锁信息，中国大多老百姓对“重庆事件”本身并不清楚。为了帮助人们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个大致了解，下面简单介绍这次事件的主要过程。

一、薄熙来和王立军翻脸的原因有不同说法

作为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是个监听狂，以打黑的名义搞监听，而且还监听薄熙来，掌握有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的秘密。“重庆事件”表面上是由薄熙来和王立军闹翻了引起的，但是现在外界对于他们翻脸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例如，

其一：2012年1月28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工作，谈及警方在侦查有关违法违纪案件过程中，办案线索触及到薄熙来的亲属，直接负责办案的警察不敢再查下去，并要求辞职。薄熙来对此十分震怒，两人撕破了脸。

其二：王立军作为公安局长，发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入英国商人尼尔·伍德的谋杀案，向薄熙来报告，薄当场扇了他一个耳光。

其三：中纪委约谈了王立军，王立军非常害怕，想要自保，答应中纪委的要求收集薄的材料。北京高层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薄熙来，于是两人翻脸。

……

不管哪种说法，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王立军握有薄熙来的致命秘密。薄熙来要杀人灭口、王立军想保命而出逃是这个事件的核心。

二、“重庆事件”过程简介

2月1日，薄熙来和王立军“窝里斗”升级。薄熙来撤掉了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职务，以副市长身份分管工商、技监及科教文卫等工作。王立军失去了实权。

2月2日，重庆市当局正式向社会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

在2月2日重庆宣布调离王立军之前，薄熙来已逮捕了王立军身边的司机、厨师、保镳、秘书等19人，并把其中2人殴打致死，1人自杀。王立军的一举一动已经置于薄熙来的监控之下。

2月3日，媒体透露，王立军已经实名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揭发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及薄熙来的儿子的问题等等。海外媒体报道，谷开来向海外转移了80亿元的资产，分布在美国、英国等地。

2月4日，一张具名为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的证明在媒体出现，宣称王立军有自杀倾向。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重庆方面（薄熙来）已经开始为干掉王立军作舆论准备。

王立军深知薄熙来心黑手狠，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王立军乘薄熙来在云南的时候，瞒过监视的人，2月6日晚，王立军化装成女人，脱离薄熙来的监视，开车从重庆逃到成都，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王立军在美领馆内填写了申请政治避难的表格。

薄熙来知道了情况之后，出动了包括装甲车在内的70多辆警车越界到四川成都，包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重庆市长黄奇帆亲自到总领馆指挥、要人。

2月7日，在北京高层的干预下（据说是胡锦涛直接干预），黄奇帆退却，王立军跟随北京来的人（据报是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去了北京。

2月7日，记者姜维平透露，王立军跑到美领馆事件曝光之后，重庆市的很多警察都非常高兴，他们说，“东北帮”把我们害苦了！整得警察互不信任，警民对立更加严重，现在，他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他们计划搞庆祝活动，但薄熙来下令警察不得放鞭炮，但那天庆贺的酒宴却十分兴隆。大家吃着火锅，喝着麻辣，讲得都是“王彪子”的丑闻，包括他和多名警花情妇的小故事。

2月8日，重庆官方称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重庆官方微博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2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证实王立军到过美领馆，并且说是“自愿”离开的。

2月9日，中共外交部被逼证实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

2月13日，习近平飞往美国，开始为期五天的访美行程。在习近平访美期间，熟悉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在习近平访美的敏感时刻透露了王立军美领馆谈话要点。美国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在美国自由灯塔网站发表长篇文章，援引这些美国官员的话说，王立军向美国方面提供了中共高层腐败的材料，其中包括有关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材料，涉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还有薄熙来这些强硬派如何想通过政变整垮习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的计划。后来，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罢免薄熙来中投下关键性的一票。

之后，海外媒体陆续报道王立军交给美国的材料中的部份内容，包括：（1）薄熙来指示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证据（录音、密件等）及政法系统下达的对法轮功及异议人士的镇压文件；（2）有薄熙来的录音，其中薄熙来称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胡锦涛是“汉献帝”、习近平是“刘阿斗”。薄熙来自诩他将领导中国的明天，不是九名“无能的弱智”，也不是九常委选定的新的“无能的弱智”；（3）薄熙来和周永康策划政变，阻止习近平顺利接班。等等。

2月28日，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凤凰记者专访，证实王立军事件真实性，并称包围美领馆的警车都是“川”字牌照的。但是视频在3月5日被拿下。黄奇帆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被认为是逼北京接受重庆的说法。

2月份，中共最高层举行两次会议（具体日期不详），温家宝认为王立军事件是现任重庆市委过去几年工作中有“明显的问题”的反应，并且认为中央应该对重庆近年的工作进行彻底调查。贺国强和李克强基本同意温家宝的意见。而周永康认为王立军进入美领馆是孤立事件，不能因为王立军而否定最近几年薄熙来在重庆取得的成绩。李长春和贾庆林基本同意周的意见。胡锦涛对如何处理重庆的问题保持沉默，吴邦国也没有表态。

3月2日，政协和人大年度“两会”的发言人之一赵启正说：王立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王立军请假，不会与会。薄熙来要来开会，到时大家可以采访。

3月5日，两会首日，针对出现了警察包围美领馆事件，重庆市长黄奇帆公开在凤凰卫视专访中说：“我是一辆车，带了我的一个秘书长去的。”“至于外面说有那么多警车，那上面的牌照是川警，四川的。”3月7日，四川代表团回击说：四川省公安厅没有派出警力涉入王立军事件。那这些川警是谁派的呢？分析人士认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直接下令调动了川警，周在关键时刻擅自用警察，擅自越权，让胡温感到愤怒。

3月7日，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引述来自四川省的消息报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已经在几天前两会高层内部会议上，给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定调为“党和国家的叛徒”。

3月8日，薄熙来缺席人大当天的会议；周永康到重庆团，公开支持薄熙来。

3月9日，在“两会”的重庆团的媒体开放日上，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首次对传媒正面回应王立军事件，称他对王立军的出走感到“很意外”、“很痛心”、“自己用人不察”。薄熙来开脱说：“重庆的这个打黑实际上绝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家）安全，再加上纪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由政法委协调的，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薄熙来在接受采访时，突然表示：“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不过，中共主要媒体对薄熙来此一说法却是一字不报。薄熙来的言论有明显的逼胡锦涛的味道，而且公开表示自己后面有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支持。薄熙来的这番言论被认为是胡锦涛下决心处理薄熙来的导火线。

3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习近平做出表态，赞成中央对重庆的问题进行“全面实事求是的调查”。随后，吴邦国表态支持。据报道，除了周永康外，其他常委都同意解除薄熙来的职务。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中坚决护薄熙来的唯一一个人。

2012年两会人大3月14日上午闭幕，总理温家宝记者会开了约三小时，创下历史最长纪录，温家宝在回答王立军问题时，表示严查王立军事件，并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暗示重庆唱红打黑是“文革余毒”。外媒认为这是温家宝对薄熙来做出的“最严厉”的指责，也同时公开挑战薄熙来的后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及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温家宝的讲话表明中共高层公开分裂。

3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组织生活会议。香港《动向》杂志称，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针对薄熙来列出三点：一、多次把总书记有关指示来自我加持，特别把提出要求总书记到重庆考察改为总书记要到重庆考察，其动机、目的何在？二、薄在会上声言“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调子是否恰当？“恶鬼”、“霸王”何所指？三、作为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就王立军严重政治事件的认识和在事件上失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是文过饰非的，要作出深刻反思。

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被免去副市长职务，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有消息说，薄熙来在两会结束后就没有回到重庆，而是被扣押在北京了。

15日同一天，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变动的决定。重庆市长黄奇帆立即倒戈，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海外媒体报道说，黄奇帆向中共中央告密，揭发薄熙来谋反，说薄曾经许诺，薄当上总书记，他就是总理。

3月17日晚，海外长期被封的大纪元网站一度解禁约6小时，网民不用翻墙软件，就可以看到国外被封锁的消息，国内网民也惊见退党潮。

3月18日，据北京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在北京高层做出解除薄熙来职务决定后，温家宝力主进一步追究薄熙来违法乱纪的事实及其由此而造成的王立军出逃和唱红打黑等一系列问题，将薄熙来撤职查办。据悉，温的主张得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部份常委坚决支持。而周永康欲力保薄熙来，与温对抗，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而整个高层各派圈子几乎已全线卷入这一事件，酣斗之烈，牵连之广，前所未有。

3月19日，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正式展开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

3月19日夜间网络传出北京长安街响枪声，中南海发生内讧，周永康“被控制”。一时间“长安街”、“枪声”、“周永康”等词汇也被屏蔽。21日午夜也传出短暂的枪声。据说火拼的一方是北京卫戍区，另一方是武警。

3月21日，中共中央突然令周永康的部属、全国政法委书记（全国各地公安局长、武警部队政委）到京开会，一字未提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6日，该会议召开，周永康“露面”发表讲话，但与周过去的讲话完全异调，明显“言不由衷”，外界称周永康“被讲话”。

3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周永康“某种程度上已被控制了”。

3月21日，百度网全面解禁“神韵艺术团”，搜索结果可以看见美国神韵艺术团的官方网站，但22日被封，23日再度解禁。百度网一会解禁一会封堵，凸显中共高层幕后斗争激烈。

3月22日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中，周永康非常诡异“露面”：致“信”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

3月23日，敏感时期的北京，中南海、天安门加强了警力戒备。从中南海到北京西单不到一公里地方，戒备地区异常紧张。中新社23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马蒂。23日与周永康亮相“辟谣”的同时，曾被周永康列为最高封锁级别的敏感词“活摘器官”相关词在百度上一度解禁。

3月24日，有消息称，温家宝除了多次在中共高层提平反“六四”，还提到为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他还踏入了中共最高禁区，提出了“平反法轮功”。消息说，温家宝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

在这期间，百度和国内的一些媒体一度解禁如《转法轮》、“活摘器官”、“神韵”等关键词。

3月29日，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网惊现“周永康薄熙来整习近平”消息；30日，百度网再现香港的“退党游行”视频。

3月30日，泰国媒体《泰晤士报》说，英国高官承认，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也译为尼尔·海伍德）的死和前不久被免职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关。

4月10日下午，路透社首先报导说，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被暂停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且被立案调查。4月10日晚上11点左右，中共喉舌新华网才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决定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随即新华网又公布，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因涉嫌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被移送司法机关。

新华网称薄熙来的妻子为“薄谷开来”，而不是“谷开来”，耐人寻味。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的通知想掩盖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策划军事政变阻止习近平接班，另一个是，近些年中共高层的内斗主要是围绕着法轮功的问题，中共高层对迫害法轮功一直存在严重分歧。

三、周永康、薄熙来相互勾结策划军事政变阻止习近平接班

薄熙来的野心不是只停留在“入常”当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上，而是要攫取最高权力。在“王立军事件”中，最据爆炸性的是薄熙来和周永康策划军事政变，不让习近平接班。

海外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有：

-- 薄熙来勾结军方，自称至少有两个集团军支持他；加上政法委控制的庞大武警和警察。

外媒称，周永康手下有250万公安，150万武警，而胡锦涛掌控的军队只有200多万，除了重型装备比军队差点外，武警公安的常规武器有的比军队还先进，中共维稳的开支超过军队投入，这早已不是秘密，王立军向美国爆料的“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谋发动警察政变，逼习近平让位”也就真实可行。

-- 令中共最高当局震惊的是，王立军渗透中共中央警卫局，私底下获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分析人士认为，王立军只是跟随薄熙来的打手，恐怕还没有那个能力自己背着薄熙来和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那些做法显然是薄熙来和周永康指使的，尤其是和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必定是周永康从中安排的。

由于王立军是警察出身，喜欢搞监听、窃听，又是所谓的“打黑英雄”，又掌握很多先进警察窃听技术，所以中央警卫局人员对他都很放松，也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来重庆时被窃听，更进而让中南海私密外泄。

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在重庆考察或调研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窃听，并将多次窃听的重要内容，向薄熙来报告。

-- 薄熙来疑买通中共中央保卫局副局长，温家宝的卫士长李润田。4月5日，李润田“退休”。

-- 薄熙来重金收买左派，吹捧薄熙来和所谓的“重庆模式”。例如，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自曝收受重庆100万元“课题费”。中共“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倒戈，不但与其他“左派”的纷争升级，还要求重庆公布赞助极左派的情况。

别迷信“权大于法”—— 兼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10/别迷信“权大于法”-255448.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很多警察，对于法轮功学员或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原因往往并不是自己真的认为法轮功学员或律师的告诫没道理，而是在心底隐藏着一个错误逻辑：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潜台词是“权大于法”，是中共一手遮天，所以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不担心会承担什么违法违宪的责任，在执行上级指令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罗织罪名拼凑所谓“证据”图谋劳教、判刑之时，并无顾虑。这种错误的认识实际上会害人害己，但是影响甚广，范围极大，笔者从几个角度说说，看看对抱着这种心理，没有进行深层次思考的人，是不是有所启发。

一、先讲几个真实故事——古今中外的教训

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

来俊臣，是武则天手下的一名著名酷吏，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形势下，来俊臣一度受到重用，并采用各类不可思议的残暴手段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扫除异己，可谓权倾一时。甚至所积累经验组织整理成理论专著《罗织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专门讲述罗织罪名、角谋斗智，分为“治敌卷”、“问罪卷”等十几卷，每卷均是赤裸裸的施恶告白。传说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全身颤抖，冷汗迭出；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仰天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

然而风光过后，凋零也在一夜之间，来俊臣作恶太多惹众怨集一身，被武则天下令斩于闹市，并灭其全族。行刑那天，洛阳城的百姓倾城而出，都来围观。来俊臣人头刚一落地，百姓蜂拥而上，把来俊臣的尸体挖眼剥皮，瓜分其肉，连五脏六腑都掏了出来。

教训：最初作奸犯科，残害无辜时，是有着强大权势支撑的，但是屡行不义，不知收敛，时过境迁之时，所依仗的权势一旦想要利用其项上人头收买人心，就会把原来视为无物的法律和道义重新拾起，其人因其罪行必将面临“走狗烹”的可悲下场。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历史学家吴晗也是死在他的手下。他在大权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教训：当一个人手中有了权力，不知道为自己多做些善事，积些福德，不知道多帮助暂时受难的无辜者，而是趋炎附势行迫害之事，不知天理和法律何在，环境一旦变化，其人首当其冲的要受到天理和法律的严惩。

纳粹的帮凶

纳粹的暴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二战后，对于这场灾难的发起和执行者进行审判与惩处，自然不在话下，而对于那些处在“执行纳粹政府政策”位置上的工作人员或协助迫害的帮凶，下场是怎样的呢？参考以下实例：

1、纳粹中央保安总局处长阿道夫·艾希曼

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二战期间虽然官职只是一名处长，军衔只及党卫军中校，但他任职的中央保安总局，却是第三帝国和党卫军从事大屠杀的极为关键的主要部门，由他担任处长的犹太人事务处的基本职能，又是直接捕杀犹太人。他事实上成了“最后解决”也就是对犹太民族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前线总指挥。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一日，在逃罪犯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终于落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夜，艾希曼被以色列法警带出牢房，执行绞刑；随后法警又迅速将尸体火化，在大海上扬灰。

2.纳粹种族灭绝的帮凶莫里斯·帕蓬

二战期间，在法国维希政权统治下的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市，曾有法国帮凶主动协助纳粹德国占领当地，将居住在该省的一千五百六十名犹太人押送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绝大多数人惨遭杀害。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吉伦特省伪省长帕蓬。“帕蓬虽然不是一个手持屠刀的刽子手，但是他手中的那杆笔，比屠刀更加锋利。只要轻轻一挥，几条人命，甚至几百条生命就没有了。”

帕蓬虽则罪恶累累，却也精通权谋，在战后骗取了地下组织的秘密情报员的身份，甚至在一九八一年，爬到了法国财政部长的位置，但是在一九九八年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终于挖掘出了他的罪行，并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所有纳粹战犯曾经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希特勒通过所谓法治实施专制和运用法律灭绝种族。对待犹太人，第一步通过立法进行身份上的区分，使犹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第二步通过立法禁止犹太人经商，切断了犹太人的财富来源；第三步通过强制劳役法，使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役，在将他们的体力耗尽后再赶往集中营从肉体上消灭。六百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分步骤被屠杀的。因此所有纳粹战犯都有理由说：杀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再次开庭，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纽伦堡审判得以顺利完成，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教训：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律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所有执行上级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违背，也是在违法，而并非执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后面必将面临着其相应罪行的应得惩罚。

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十五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中承认，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看守S21监狱期间，有多达一点五万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但是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只是一名执行上司命令的下级官员。

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中说，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刑罚”，并将其三十五年监禁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国际法庭对红色高棉三位最高领导人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农谢、国家主席乔森潘和外长英萨利案件的审理仍在进行之中，三人被控犯有种族灭绝与反人道罪。红色高棉原首领波尔布特死于一九九八年，波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残暴革命经验。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执政期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教训：不多说了，干公检法司这一行，或者手里有了一些权力的人，动辄致人陷于囹圄甚至使人家庭支离破碎，再要执行命令时，多动动脑子吧，明知错误的路不要再走了，一旦误入，赶紧回头。

二、所谓“权大于法”说法的深入分析

上面讲的几个故事，古、今、中、外的事例都有了，可别说离自己太远。

古人认为权力是神器，法律来自神的诫命。警察作为国家执法者，应该对法律、正义、良知负责。近百年来，共产幽灵从西方侵入中国，党文化彻底扫荡了中华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中共权力即非神授，也非民选，中共为独裁统治所需，无所谓善恶、是非，公义与否，法律在中共教科书上被其解释为“统治工具”，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目的是让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警察等执法者完全效命于它，成为其专政与迫害的得心应手工具。

所以很多人认为大陆就是“权大于法”的市场，中共一手笔杆子，一手枪杆子，一手遮天，特权无限。那么这样的环境，天理是否还依然存在呢？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有些时候虽然一时的表象是“权大于法”，但是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又不知退路的人，全部会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这里有什么奥妙呢？如果看不清里边的门道，那些不愿意动脑子的人真的在不经意间会被人当枪使，随之而来的后果或者成为权力斗争后平衡关系的牺牲品，或者是被正义力量依法惩办，下场都是极为可悲。

有一则悲哀的幽默，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亚戈达临死前说了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亚戈达是犹太人，领导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长达十五年。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说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全力抓“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亚戈达为斯大林残忍地迫害政敌，一心要把残存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从地球上赶尽杀绝。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并持续到一九三四年末的党内清洗，号称是为了根除腐败。到了一九三五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明确暴露其政治色彩。一九三六年，亚戈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

亚戈达的罪行逐渐被曝光，出于形势所迫，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亚戈达的一帮得力工作人员被逮捕了。斯大林反过来把亚戈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

亚戈达在被告席上的出现轰动一时。要知道正是这个亚戈达，豢养了一大群医生，以便将那些他不敢杀害的人“医死”。而现在，斯大林抛弃他之后，亚戈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曾几何时，在执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时，在签署那些无辜者的判决书时，亚戈达是何等志得意满，可如今，他自己也在自作孽的路上再无回头机会。

刚被捕时，亚戈达活象一头受惊的困兽，无休无止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前下属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戈达突然对他说：“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前下属不解：“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亚戈达的解释既认真，又象是开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它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也许有人会说，我也看不清上边的动态会如何变，谁知道明天什么样啊？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呗？从而不知用良知和智慧去思考。其实人类自古至今有着一个理：“多行不义必自毙”。纵观历史，古今中外的鲜活事例，哪个人或哪股势力权倾一时之际，凡是多行不义之事的，都必然在随后而来的历史变革中，遭遇可耻的收场，无一例外。

再讲一个可供学习的反例故事：一位明智的家奴。

明代，奸臣严嵩当权，贪赃枉法，专横跋扈，肆无忌惮。他的老家，在江西分宜县。当时有个分宜县令，是麻城人，在京城严嵩的私宅候见，正坐在侧屋里。一会儿，有个严嵩的家奴，从屋里出来，县令看见他，就主动站起来，表示尊敬他。不料这个家奴，却在县令面前跪下就磕头，县令吃惊地问：“你为何行这样大的礼？”家奴说：“我家主人严嵩，我看他的盛事，已到极尽，旦夕之间，祸事就要到来。我们做奴仆的，都免不掉遭殃。到那个时候，请您稍微减轻一点鞭挞，手下留情，就足够了！”这个县令听了，十分惊骇，默然不语。

后来，严嵩果然罪行败露，那位分宜县令，受命收治严嵩的家宅。那个家奴，也在其中。分宜县令认识这个家奴，特意释放了他。并且对别人讲：严嵩的这个家奴，有先见之明，是很多有知识的人所不及的！

奉上一句忠言，发现问题存在而又看不太清形势的时候，就用良知去思考问题，用良知去做判断，才不会犯错误，能长远的立于不败之地，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三、讲到这里，就想从法律角度，真心地告诉大陆的警察们，为什么说修炼法轮功合法和参与迫害者有罪？

1、所谓“×教”定性，没有法律依据。在谈技术细节前，我们必须说明，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人的道德，是最正的。而中共残民以逞，造成至少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并利用媒体、学校等对中国人洗脑，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而且是最大的邪教。中共这个邪教根本没有资格给任何一个信仰定性，被中共当作橡皮图章的一些所谓立法部门也没有权力和资格给一个信仰定性。信仰自由是被普世公认的权利。

中共政权根本没有合法性，它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不过是欺世盗名、装点门面而已，中共从来没有遵守过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中共一直在践踏宪法和法律，并假借法律的名义罗织罪名、迫害无辜民众。

下面谈法律细节。许多人都认为国家已经把法轮功定为了×教，其实根本就没有。是江泽民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喊出《法轮功就是×教》的说法。第二天，《人民日报》便跟风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教》的社论。

可《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是法律。《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它机构、个人均无立法权。所以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均无特权对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他们称“法轮功是×教”也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而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仅是对“邪教”概念的认定与处罚，根本就没说过“法轮功”与“×教”有什么关系。《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此处所指法律，是指经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检察院或某个部委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当然更不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人讲话。

显然，江氏集团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先用《人民日报》发一个《法轮功就是×教》的社论，再由人大通过所谓惩治×教的实施细则，很多人就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了法律依据。

2、引用“刑法三百条”的荒唐：典型的所谓法轮功案件，就是法轮功学员，散发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被抓捕后历经酷刑折磨，仍然拒绝放弃信仰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最后被所谓“依法判处”扣上了“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但是，十二年来无数这样的案子中，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检察官能够从法律上说明，为什么要引用打击邪教的刑法来针对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案中的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到底是那一条国家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施被案中的法轮功学员破坏了；更没有人能够指证，法轮功学员散发真相材料，又是如何破坏法律、法规实施的。也就是说，所有这类案件中，都只有被告这一个要件，而没有被侵犯的对象、侵犯行为、侵犯行为的后果这三个要件。这就如同指控某人杀人，但是却没有被害人、找不到杀人的证据一样荒唐。

其实是中共邪教组织在迫害法律实施，打着法律的幌子陷害善良民众。

3、所谓的事实证据，不论法轮功学员持有多少法轮功著作、真相资料、法轮功真相光盘、神韵晚会光盘等，都与莫须有的指控无关，更不能成为枉判冤狱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些正常行为受到都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只要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再多的事实，也不是“犯罪事实”，也不成为“犯罪证据”。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行使基本的言论权力，也是在维护其他民众的知情权，不仅无罪，反而应该受到褒奖，散发的真相资料越多越好。

4、《公务员法》斩断了执行违法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务员法》的这一条也斩断了执行违法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每一个参与打压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官员，执行上级迫害指令时，都同时违犯了中共自己的法律，都要自己个人承担法律责任。一方面中共误导下级：执行命令，让干啥就干啥，出了事没责任，是上边叫干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整死算自杀”……；但另一方面又不敢下达书面文件，大部份指令都口头传达，连六一零前期的迫害法轮功的文件，都要收集上缴和销毁。这不就是中共高官要销毁证据，将来让基层参与者来替罪吗？

结语：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百姓有句俗语：脚下的泡是自己走的，都在讲述一个最直白的道理，就是人做什么都在给未来播下种子，好坏皆有循环报应，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只顾眼前利益，不为将来着想的人，前途堪忧了！在如何对待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警察们何去何从，如何选择，关系到未来的生命与前程。如果一个人已经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对人、对国家都是有益的，只是因为上级要镇压，自己才要跟随的，真得好好想一想了。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愿处于这种抉择又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不要再一错再错，毁己害人！

三—五分钟 还是三—五年——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仍在发生 /文／钟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9/三—五分钟-还是三—五年-255377.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九日】在王立军到美国驻华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后，交给美方大量薄熙来的犯罪证据，据传其中包括薄熙来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之后，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份证据在海外媒体被曝光。

中国媒体报导，三月二十二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杭州表示，中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三至五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针对黄的言论，曾被评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称：“这种从死刑犯身上取得器官的系统应该在三、五分钟内改变。

死囚捐献？还是“按需”杀人、摘器官？

三月十三日，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重点谈到了中国境内“为需求而杀人”的摘取器官的惊人罪行。他说，中国改变了执行死刑的方式。

对卡普兰教授来说，能够许诺在三周内替你找到一个肝，只有“按需杀人”才能做到，而中国许多家医院，特别是军用医院，一度就是这样公开招揽顾客的。在美国或澳洲等国，一般需要好几年、甚至十来年才能等到一个器官。

媒体曝光：移植手术 黄洁夫一天调来两个备用肝脏

中国媒体的一些报道足以说明卡普兰教授按需杀人、摘器官现象的大量存在。据“乌鲁木齐在线”和新浪网报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随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参加活动时，顺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演示了一场移植手术。

报道中称，黄洁夫要为四十六岁的肝癌病人姚树发做自体肝移植。他们马上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分别让他们准备一个备用肝来，以防自体移植失败。报道称，仅一天时间，“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转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

黄洁夫的手术从二十九日晚七点一直做到三十日早上十点，在观察二十四小时后，黄宣布手术成功，不再需要备用肝脏了。但是这两个来自重庆和广州肝肾供体为什么刚好都在同一天——黄洁夫做移植手术的前一天被宣布处死，并执行死刑呢？

《长春城市晚报》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报导了一则离奇的百里“摘心”术。浙江二十八岁的心脏病人谢抱时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医院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脏。报道中称，“二十八日早上十点多，吉大二院肾病内科主任苗里宁，乘救护车赶往距长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体心脏，十分钟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脏，放在专门的心脏冷冻保护液中，然后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赶回吉大二院，三小时后，那名男子的心脏就在谢抱时的体内跳动起来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南方日报》报导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的肝肾联合移植手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八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王立军自曝活摘证据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下简称“追查国际”）提供的证据，王立军曾亲自参与活摘器官。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喉舌CCTV在采访报道中称“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为“中国警方现在唯一的一所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据王立军本人描述，“对于从警多年的警察，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

显然，这是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场。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还谈到“晋阳秘书长为首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所有同仁，多次到研究中心考察……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见证了“器官受体移植”。

王立军谈到器官受体移植时称：“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光华科技基金会晋阳秘书长，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也就是说仅成立两年多，该“研究中心”已完成了几千起器官摘取并移植。

是死囚犯？还是法轮功学员？

据大赦国际的纪录，在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五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一千六百一十六人。而死囚器官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十。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二零零三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二零零六年仅有二十二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

而大陆官方公布数据，器官移植每年在一万到两万例。以肝移植为例，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百分之三十的利用率来算，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至少一万三千个死刑犯中挑选。而实际的死囚犯的数字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明慧网发表的《“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提供的翔实证据说明，死刑犯的器官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大陆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间器官移植数量的疯狂攀升。该文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及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发表的《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得出结论是一致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大量存在。

二零零九年，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他是当时在王立军手下任职的一位武警，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

在录音证据中，这名锦州武警说：“不打任何麻药，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这个人身份是一个老师啊，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大。我们的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种，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对她进行猥亵，她长的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暴……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斩尽杀绝’。”

追查国际对全国各地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院、医院、看守所等地进行调查的录音证据和《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六年之间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几年，为了让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江泽民下令“杀无赦”、“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跨、肉体上消灭”、“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易受到法律的追究。

“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仍在进行

卡普兰教授称为盗取器官而杀人的行为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称这种暴行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二十二日承诺，“在三—五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对此卡普兰教授称：“这种从死刑犯身上取得器官的系统应该在三—五分钟内改变……要五年以后才在中国建立遗体捐献制度，在这种野蛮残暴的为获取器官而杀人的行为仍然在中国存在的情况下，五年的时间太长了吧。”

活摘器官作为反人类罪将成为国际公敌

从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所有申请前往美国的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都要在线填写DS－一百六十表格。值得注意的是，从二零一一年六月开始，DS－160表格中针对申请人的背景审查部份还增加了活摘器官问题，即“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

二零零四年加拿大皇家骑警将四十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列入监视名单，可以拒绝他们进入加拿大、遣返或起诉等，名单中包括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薄熙来等人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罪行都难辞其咎。

近几年，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三十余名中共高官，因为血腥迫害法轮功，已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据维基解密，中共高官到国外出访时，最担忧的是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诉诸法庭。

制止活摘器官人人有责

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践踏，也是人类的耻辱。每个人都用应当呼吁禁止。因为一旦允许这样的罪行发生，就是对人类整体安全的威胁。

事实上，近日，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公安机关可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

中共的这一条例，使得“秘密失踪”合法化，公民的权利会随时受到侵害而无人对此负责。如果公民可以合法的“失踪”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合法的”“捐赠”器官呢？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威胁到每个无辜公民的人身安全呢？一个漠视生命政权的邪恶是无法度量的。

苏维埃是什么？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8/苏维埃是什么--255274.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八日】众所周知，中共第一个政权的建立是1931年在江西瑞昌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么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首先看看国内中小学生最常用的两本字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以及《辞海》上的解释。会查到一个一致的答案，苏维埃：苏联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的权力机关。

当然顺便解释一下苏维埃的来历。“苏维埃”一词是俄文“COBET”的汉语音译（英文为Soviet ），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十月革命篡取胜利的当天，列宁在《告俄国公民书》宣告：“国家权力全部归苏维埃”。这样，苏维埃就成为苏联的国家政权。

那岂不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按照中共字典上的解释和逻辑稍微一推论：中共政权成了苏联的一个权力机关？

再看看历史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2004年版本）上的说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五章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第117页）：“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酝酿成立共产党时，共产国际派俄共的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同北京大学的先进知识分子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然后，维经斯基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党的准备工作”。

中间有行小字。注释1：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注释2：维经斯基（1891-1953），中文名吴廷康，苏联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1920年春来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这里中共实际上不打自招了，变相承认共产国际是苏联扶植和操纵的一个傀儡机构，而下属成立的各国共产党机构也都是它的傀儡，所以中共也承认了它成立初期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已。这在1999年-2004年和2004年到2006年历史教材高中版《中国近现代史》都可以查看的到的。

再深思历史教材另一个问题。《中国近现代史（下）》第一章第四节第17页《红军的长征》中间几段话：“那时候，王明、博古已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左倾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那么王明、博古是怎样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呢？教材上的注释2原文如下：“1931年初，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王明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代理总书记。”

教材原文关于5次反围剿失败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方德国法西斯和东方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威胁着苏联的安全，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抢在德日两国进攻苏联之前，取得本国革命的胜利，以武装保卫苏联。王明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采取冒进主义方针，强令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普遍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武装暴动。……临时党中央让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教材注释2：“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一说李德是苏联情报机关派他到中国东北搜集日本活动的情报。他跑到上海，见到博古，遂被聘为军事顾问，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试想一下如果中共成立之初是一个独立的主权机构，苏联的共产国际怎么可能把一个独立主权机构的领导人说换就换了呢？把一个独立主权的军队指挥权给一个外国人去指挥的！？何况那个时候苏联离江西瑞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间那么远的距离，想武装干涉也力所不及！

再比如说现在的联合国，没有权力说换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就可以随意任免的呀！这些历史教材上实际上只表明了一个问题，中共从成立起就是苏联的一个傀儡政权，是个分裂国家的机构，连它的国号上都明明白白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和1931年日本在东北三省扶植的“满洲帝国”有什么差异？唯一的区别是“满洲帝国”在国号上还承认它是满族人，是清朝的延续；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连称号上自己都承认是苏联的一个权力机关。连中国人的脸皮都不要了，在额头写的清清楚楚的我是卖国贼，汉奸政府！回忆一下中国大陆从小对民众的洗脑电影《闪闪红星》中的台词都是“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一个中国人去保卫苏联的政权干什么？

如此一个荒谬卖国的政权在国内的字典和教材中表明的清清楚楚的问题，中国人不应该深思它的一切吗？卖国政权出身的恶党，能对中国人干出来什么好事吗？政治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同胞，毁坏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不应该退出这个汉奸恶党吗？

注释：该历史教材选自2004-2006年人教版教材，因为2004年底大纪元刊登《九评共产党》一书，之后《九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大面积传播，有心人也能从该教材中看出中共来历的端倪，这和《九评共产党》上对共产党的起家的介绍可以印证，所以该教材被迅速大规模改写，本来应该是最少5年左右更写一次教材，该短命的教材只用了2年，在之后的历史教材中（从2006年-2012年新教材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中共一大成立之时的有关共产国际的背景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了，王明上台，5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全部没有在新版的历史教材上出现，对于中共的党史基本上也是一笔带过。可见中共之做贼心虚！当然1999年-2004年的历史教材高中版《中国近现代史》也包涵上述内容，都可以查证参考的！也请国内同胞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为什么《九评》让中共恶党害怕得连教科书都迅速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