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

参考资料:1946,八路军的骗术与毒招 / 文/路志高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9/参考资料-1946,八路军的骗术与毒招-265284.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我家住在沈阳北大营西南的耶什牛录村。“北大营”是大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屯兵的营盘,“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首先攻打的就是这个地方。因此,北大营非常著名。


“耶什牛录”是满语的译音,什么意思我不懂。依稀记得长辈们说过,“牛录”是老祖宗努尔哈赤的牧场和训练骑兵的场地,在辽宁省一共有72处。

我们村是一片一坦平洋的肥沃的黑土地。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通过辛苦劳作,勤俭持家,到我读小学时,家里已有50亩土地了。

父亲一个人种这么多地,忙不过来,便雇了一个长工,我们叫他孙叔叔。孙叔叔是个作田能手,非常勤快,待人也很诚恳,我父亲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每年除了一份丰厚的工资,还送他许多粮食、鱼肉、衣物。两家住得很近,孙叔叔家里缺什么,到我家来拿就是,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

我7岁那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叫我到菜园子里拔草。拔完草,我便爬到一棵树上乘凉。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孙叔叔的两个孩子--五岁的女孩和三岁的男孩,掉到池塘里去了。我吓得大叫:“爹爹,孙叔叔的孩子掉到池塘里去了!”父亲听到喊声,赶忙跑过去,跳进池塘里,把两个孩子捞上来……

这是神的安排,当时孙叔叔和婶婶都不在附近,如果我没看见,父亲不去救,两个孩子肯定会淹死的。

我在耶什牛录村的初级小学读书,1946年读四年级,是这个小学年龄最大的班。记得是刚过年不久,寒假后开学的第三天,学校里来了一位高岗部队的宣传员。高岗当时很著名,是八路军的首领,号称共产党的“东北王”。这位宣传员到课堂里来,声音亲切地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央军就会到来。我们请你们去欢迎中央军,好不好?”

同学们都齐声响亮地回答:“好!”

宣传员听了我们的回答,眉开眼笑,接着说:

“今天星期六,下周星期一,我们请你们免费乘火车,到××(地名忘记了)地方去。我们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请你们吃。到了那里,吃过午饭,我们会发给每位小朋友两面小旗子。你们排着队,站在铁路旁。火车开过来,中央军下车时,你们就挥舞小旗子,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不好?”

同学们都大声回答:“好!”

“你们要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来啊!”宣传员不忘交代。

“好!”同学们又是齐声回答。

宣传员说完后,跟“级任老师(即班主任)”交代几句,挥挥手就走了。

下课后,同学们都很兴奋。许多同学都没有乘过火车,这回可以实现愿望了。有些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共产党、八路军真好,给我们免费乘火车,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

放学后,我回到家里,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一看,父亲锁着眉头,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发呆。我吓了一跳,不知什么事,也不知谁惹他生气了。

父亲见我回家,便严肃地叫我:“志高,过来。”

我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心想,我并没有犯什么事呀!

“从现在起,你就呆在家里,不准出二门。如果听到有客人来,马上睡到床上,把被子蒙着,装病。”

我心里想,真是奇怪,怎么没病叫我装病呢?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答应。

我放下书包,走到厨房里,母亲悄悄对我说:“刚才孙叔叔来过,与你爹唠了半天,大约是为你的事。你一定要听话,这不是好玩的。”

看到父母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我知道发生了“很重要”的大事。我向来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父母都很疼爱我。从家里紧张的气氛来看,我更应该听话。于是,我就呆在房间里,连前院都不去。

吃晚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我刚才去丁医师那里拣了两副中药,开了病假证明,明天再送到级任老师那里去。”

母亲问:“你拣的中药呢?”

“扔到粪坑里去了,又不是真病。”父亲回答。

就这样,我二门不出,在家里呆了三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小伙伴玩,真闷。我好羡慕我的同学,他们乘火车、又有好吃的,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真好玩……

到第三天(星期二)晚上,吃过晚饭,父母关上房门,才轻言细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原来,孙叔叔是共产党员。他们游击队和八路军在一起开会,决定利用小学生组成欢迎队伍,去××地方欢迎从葫芦岛乘火车过来的国军(52军从缅甸乘海轮到福州,再从福州乘海轮到葫芦岛,登陆后各师、团乘火车去各自的目的地),八路军就埋伏在铁路旁的山坡上,趁国军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叔叔听到“首长”这样说,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么多孩子,你们事前不交代,枪炮子弹打过来,孩子们怎么办?但孙叔叔不敢吱声,因为这是“首长”的“妙计”和“决定”,谁反对,谁遭殃!

开完会回家,孙叔叔急得一宿没睡着。刚闭上眼睛,路志高父子俩就站在眼前。三年前,不是这两个救命恩人,我家两个孩子早已淹死了……但是,一旦泄密,自己要掉脑袋啊……孙叔叔翻来覆去想了整整一宿,最后,“人性”战胜了“党性”,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我父亲,并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装病!

父亲脸色凝重地说:“星期一晚上,你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一个都没有回来。今天星期二,孙叔叔告诉我,已经传来消息,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全部被打死了。”

我听了,想到我活蹦乱跳的小伙伴、好朋友,急忙问父亲:

“铁蛋呢,锁柱呢,嘎子呢?”

父亲含着眼泪,叹口气,摇摇头说:“唉!一个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母亲给我捆好一包衣物,父亲骑着单车,趁着朦胧的月色映照着残雪,载着我到十里路之外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把我送到三百里路以外的亲戚家。就是那个清冷的夜晚,十岁的我,永别了故乡,那一片肥沃的、醉人的黑土地。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传来的消息说:小学生列队站在铁路旁,每人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看见国军的列车开过来,他们便载歌载舞,摇旗呐喊,欢迎国军。看到天真烂漫、“祖国的花朵”热烈欢迎,国军非常感动,便放松了警惕,下车来与小朋友握手……这时,埋伏在铁路旁山坡上的八路军便开枪射击,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纷纷从天而降……国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马上卧倒,利用车厢作掩护,进行还击……小朋友们和老师毫无思想准备,第一阵枪林弹雨横扫过来时,已打死了许多;没有打死的,也不知卧倒,乱哄哄地到处跑,结果,全部被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打死了……

八路军是“打了胜仗”。这次战役的指挥员,向上级报捷请功时,他们会写上“歼灭国军多少多少”;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报告,“同时歼灭了多少小学师生”。

后来,许多村庄死了孩子的家长会面,互相谈论,才发现这次“选拔”去欢迎国军的,全是各个“牛录”的小学生,因为,“牛录”村住的全是满族人,比较分散,联系较少。八路军“首长”设计时,已周密地算计这批小学生有去无回,如果其中有汉人,家长就会告诉外地的亲朋戚友。汉人有在南京做官的,有在海外的……这个惨无人道的消息传开,就会“败坏”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满族人到底封闭一些,很少有外地的亲朋戚友,走漏消息的机会少得多……从这一设计要素来看,“利用可爱的小天使引诱敌军”这个卑鄙、残忍的阴谋和骗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同学们全打死了,我在家乡无法安身。因为,村民们发现我之后,会惊奇地问:“怎么路志高没有去?他怎么活下来了?”……疑问很快会集中在孙叔叔身上。共产党规定,“泄密”就是“叛徒”,那么,孙叔叔一家和我家,都会遭到灭门之祸。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保守机密,是不会放过我们两家的……

于是,父亲便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把我带出村庄,送到远方的亲戚家。从此,“路志高这个孩子,和他那班40个同学一样,在耶什牛录村永远销声匿迹了”。十岁的我,就这样凄凄惨惨被迫离乡背井,开始浪迹天涯。

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活摘器官者的冷血 / 文/伊天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2/活摘器官者的冷血-264788.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恶已经被外界证实,并被多个国际组织及政府认定。自从二零零六年三月这一罪恶被曝光以后,越来越多的证据也在汇集。人们震惊于这样灭绝人性的罪恶为何能够存在的同时也发现,那些直接参与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医生对待这一罪恶的态度却是如此地让人费解。


基于人最基本的情感与认知,我们总认为犯下如此大罪者一定个个都是面目狰狞的。我们不敢想象直接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者的心态与表情。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医生里,他们对待自己的罪恶却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悠闲,甚至是冷血的微笑。

今年六月二日至六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七届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上,一名来自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副主任医师,在听闻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事实后说:“你们作为医生,都知道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在前几年还是不上数的,在全世界排七、八十名以外。现在一跃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器官移植大国。在这中间,牺牲一些人那也都是必然的、正常的,不算什么事。”

这个医生的狡辩如同他的摘取器官的手术一样,是一种罪恶的暴露。他的话语为丧失道德底线的医生们作了最好的注脚,原来相当多的医生把“牺牲无辜者”的犯罪当成了把中国推向移植大国的必然代价。在这些医生眼里,对同胞的犯罪成了必然。有了这样的态度,在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时,他们就会把犯罪当成一份平静的工作。狡辩的实质是一种欺骗,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外界。欺骗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罪责,麻木自己,从而把犯罪当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工作。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更是一个替中共同时也是为自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进行狡辩的代言人。二零零五年九月,黄洁夫随团去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为增加节日的所谓意义,他还替一位替江泽民卖命的四十六岁的肝癌高官做手术。

二十八日,黄洁夫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打开这个肝癌患者的腹腔后,发现由于肿瘤浸润,不能采用原定的半肝切除术。在手术台上黄洁夫提出了改行自体肝移植的设想: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手术中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备用肝脏,一旦自体肝移植失败,需要立即进行异体肝移植。经几十分钟现场讨论后,患者手术切口被缝合,等待供体的到来。

报道中说,黄洁夫及院方联系了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于是这两家医院在第二天各自送来了一个肝脏。

在这个案例中,人们很容易看到,电话联系这两家医院的恐怕多半是黄洁夫,因为他身为卫生部副部长,又是移植器官的行家,全国贮备活体器官的情况他最清楚。当然人们也会看到,他的两个电话却结束了两个人的生命。在这次手术结束后,黄洁夫曾自豪地说:“自体肝移植的难度在全国是最大的,全国的肝脏外科多年来想实现这个突破,这次是在新疆完成了!”黄洁夫的手术是够高明的,临床还能创新性的变更手术。他手术上的熟稔与联系器官时的悠闲,让世人洞彻到一个变相杀人者的冷漠。

见证活摘现场的是一位辽宁省的公安,他曾在活体摘取的现场担任警卫。他在二零零九年底打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电话中表示,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十五楼的一间手术室内,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对一个三十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进行器官摘取。他说:“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进行过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

人们能想象得到吗?对着活生生的人这样摘取她的器官,还那样的沉着,手连抖都不抖。这场活摘的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就那样细致地进行着他们的手术。手术台上的法轮功学员是什么痛苦呢?这位证人说:“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一阵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七年多过去了,旁观者至今还不忍心“再讲下去了”的罪恶,对于当时亲自动手的军医来讲,却是那样地沉着。这沉着的背后正是人性的完全泯灭。

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取暴利的罪恶越来越为世人所知,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在曝光和传递着这方面的信息。

薄熙来在重庆所谓的“打黑”期间,有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就是将为当事人辩护的李庄律师绑架和判刑的案例。最近,李庄在其微博上写道:“一家著名医院、著名心脏外科的著名哥们,前几天还笑眯眯地告诉我:碰上重要患者,为保持器官新鲜,我们不打麻药,直接摘。我劝道:对死刑犯,我们也要人道啊。”

李庄的这个哥们在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时的态度更让人大吃一惊。他能笑眯眯地说出摘取人体器官时不打麻药的话,其残忍可想而知。

原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工作人员安妮,在揭露该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说过,她的前夫在进行这项罪恶的工作前,已经被上级告知,他们是在帮助共产党“清除”异己。这成了活摘器官者的政策依据。活摘器官后牟取的暴利自然又驱使这些医生们在犯罪的道路上不愿回头。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中共的体制和政策作保障的。能将罪恶做到从容不迫甚至笑眯眯的程度,这样的医生太可怕了。

活摘人体器官已经是天大的罪恶了。可是活摘器官的医生们的态度更是将这一罪恶推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能在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时还那样沉着、悠闲、自豪与微笑着的,他们是人还是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