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情发生后近四十年，我才第一次听父亲说起。作为家族中的长孙，我为了父亲的心愿，今年春天第一次随父母赴印尼祭祖扫墓、拜访亲朋。在万隆的一家名叫栀子花的餐馆里，父亲给我讲起了他亲身经历的那段荒唐往事。父亲一向不善言辞，但这次访佛变了一个人，说到动情之处，声情并茂，唏嘘不已，仿佛重历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十几岁便怀着满腔激情搭轮船返回祖国，一踏上赤土便赶上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饥饿、疲劳、紧张加上一波一波政治运动带来的种种压力，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刚刚三十岁出头便不得不接受胃切除的大手术。
那时还在文革之中，手术当天医生告知父亲要实施“政治麻醉”，那是当时对针灸麻醉的代名词。在那个所有事物都被政治化了的年代，针灸也在所难免。狂人毛泽东主张走中西医结合的路，于是所有的医疗系统纷纷响应，以针灸代替麻醉剂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在父亲住进的那家医院，病人是接受常规麻醉还是针灸麻醉依据的不是病人的身体状况，或手术类型，而是实施手术的时间。每周有固定的一天或几天必须按政治需要实施针灸麻醉，这就是政治麻醉的由来。
据医生说，针灸麻醉在胸肺外科手术中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其中原因之一是肺叶神经末梢比较少，对痛觉不敏感。但实施腹腔手术还完全没有把握，年轻的父亲被选作首批试验品之一。主治大夫察看了父亲的身体之后，叮嘱针灸师要把针下的深一些，因为好运动，善游泳的父亲腹肌很厚很发达。父亲的手、脚都被皮带固定住，头颈也同样被固定，眼睛也被严严实实的遮住，以防备政治麻醉无效。医生还特意准备了一条毛巾给父亲咬，以防止咬坏牙齿或舌头。我无法想象这样躺在手术室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恐怕不是紧张、恐惧这几个词语所能形容的。
下面的故事我不讲大家也能猜到结局。我也不知如何用简单的词汇描述那其中的具体过程和感受。我只记得父亲讲述往事时，他如霜如雪如根根银针的白发，似乎每一根都在颤抖，每一根都在呐喊。父亲是个硬汉，吃了再多的苦也从不抱怨。而这政治麻醉的痛苦远远超越了他的承受极限。父亲只是说，医生的每一刀他都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每一次翻动内脏都是揪心裂肺的痛。对父亲来说，那手术漫长的没有尽头，强大的黑色痛楚如深渊般把父亲吞掉，但医生的下一个动作又如海浪般把父亲从海底深处高高抛起，一浪一浪的折磨仿佛要把他身体里所有的力量、活力彻底卷走，把他的意志彻底摧毁。手术后的六个月里，父亲都无法安睡，一合眼就被抬到了手术台上去重温那一幕，重新体验那被彻底清醒着开膛破肚的梦靥。
医生当然知道试验彻底失败了，但党性轻而易举地就抹煞掉了人性，父亲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儿麻醉剂的帮助。没人知道他们的报告是如何下的结论，是否针灸麻醉是“伟大领袖英明远见”的又一次胜利。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继续被迫接受政治麻醉，是否还有父亲、母亲把这样的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而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自己父亲的身上近四十年而不知。是什么样的恐惧使这个家族故事埋藏如此之久？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荒唐的故事留在纸上，留给未来的人，我们不能轻易忘记。
令我更加不寒而栗的是近来听到的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有的报告中提到有时劫掠器官的医生竟然不施麻药活活开膛……父亲的亲身经历使我不得不相信这种旷古未有的罪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狂妄疯癫的独裁者，见死不救、见利忘义的医疗系统和道德沦丧的医生无不给这种罪恶开了一路绿灯。从死囚抑或是良心犯身上劫取器官，对那些眼中只有利益、心中没有天良的人来讲，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神州良知不醒，道德不兴，巨龙永远无法真正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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