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

天津市长黄兴国遭恶报被调查



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9/23/天津市长黄兴国遭恶报被调查-335395.html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二零一六年九月十日,天津代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据悉,现年六十二岁的黄兴国是黄菊的侄子,黄菊因为追随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而死。而黄兴国在一九九八年任宁波市委书记时,也对江泽民极尽追捧之能事,曾在宁波高速公路的各个出口,都竖起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黄兴国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二零零八年一月,升任天津市长。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张高丽共事五年,二人沆瀣一气,残酷迫害天津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卸任天津书记职务,黄兴国顺位代理天津市委书记,兼任党政两个职务,成为江氏集团在天津的代理人,继续死心塌地地为江泽民卖命。

黄兴国在天津十几年,对天津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他代理天津书记职务前后,天津市各级“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公检法机构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有增无减。

据不完全统计,自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发生的各类迫害案件总数,分别是二零一三年:170起,二零一四年:289起,二零一五年:771起。

被非法冤判五年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将近二十人,其中至少有五位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据明慧网二零一五年报道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冯秀兰女士被非法判刑七年,七十八岁航天科技专家熊辉丰老人被非法判刑七年半。

中共天津当局对老人的迫害可谓灭绝人性,三年来累计被骚扰、绑架、非法判刑的老人达三十人以上,其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四岁,冤判刑期最长的七十八岁(冤狱刑期高达七年半),列居冤判刑期之最。有三位老人在被迫害后离世。

二零一五年中共“两会”前,黄兴国坐镇,赵飞等人指使,仅三月二日至三月四日,统计到的就有涉及全市八个区内的三十七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抄家、入户骚扰,而从公安内部传出消息,至少有六、七十人被抓。十几人被非法庭审,冤判入狱。

从 去年五月底开始,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有数千人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邮寄了控告和起诉江泽民的诉状,要求惩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在张高丽、黄兴国、天津市政法委 及赵飞的指使下,“610”、公安国保及下属的一百多个派出所警察参与,大面积抓捕、拘留甚至庭审判刑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

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因诉江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共计393人次,遍及所有区县,甚至连八十四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其中:迫害致死二人,非法判刑六人,非法庭审11人,非法批捕12人,失踪一人,流离失所一人,绑架抄家189人次,非法拘留100人,非法骚扰96人次。

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

简体字背后的邪恶


http://www.zhengjian.org/2016/09/21/154718.简体字背后的邪恶.html
【正见网2016年09月21日】

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每一个字都具有极大的能量,与宇宙高层贯穿对应,背后所隐含的内涵都是极深远广博的。有古人的道德水准、意境,再用古 文字写出来的文章,可以达到“笔落惊风雨,文成泣鬼神”的境界。而用今天人已经滑下来的道德水准、浅白苍白的意境,用简体字写出来的文章虽然直叙胸意,给 人的感觉深度不够,更达不到难以忘怀的程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这要从简体字的来源说起。

中共是个外来邪党,西来幽灵,虽然通过谎言加暴力的手段窃取了政权后,一直处在执政不合法的恐惧和危机中,传统文化是其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于是中共系统地大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中国文字的任意践踏和简化。

当时,苏共也支持中共文字字母化。简体字在当时被视作通向拼音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 一部分简体字是简化偏旁,减少笔画;另一部分则是从历代皆有、好认但不被“统治阶级”承认的“俗字”中选用。1956年2月1日起,第一批简化汉字开始推 行,“党一声号令,全国服从。”

中国的古文字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破坏汉字形体,削弱汉字效用,以简体字创造汉字,把古文字的深刻文化内涵破坏掉了。

网上流行一段口诀形容中文简体的荒谬: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伫无脚,飞单翼,涌无力,有云无雨,开关无门,乡里无郎,义成凶,魔仍然魔。

网络上还有一篇文章,讲述了43个简化字的可怕后果。如親(亲):亲不见,一年难见父母面。处处留情乱播种,子女难得在身边。如愛(爱):爱无心, 试问几人是真情。逢场作戏到处有,只要有钱就是亲。如進(进):进不佳,走到井里成鱼虾。事业犹如水中月,求财恰似镜中花。如應(应):应无心,口头许诺 难成真。耍奸弄猾不要脸,难怪世间无诚信。如聽(听):听耳少,见此说法你别笑。你去看看开大会,能有几个不睡觉。

从这几个例子中,和现实对照,是不是很可怕。一个“听”字,中共一张嘴说话,你就相信了,不经过耳朵进到大脑去判断,怎能不犯事?看今日中共高官的 落马潮,不是如此吗?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系列密令,不加思考,不考虑后果的执行,不遭报应才怪呢。中共喉舌一说法轮功怎么不好,马上就不顾法轮功于国于民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不假思索的也说法轮功怎么不好,而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苦口婆心劝说却无动于衷。一个“应”字,没有了“心”与“佳”,谁的承诺能相 信?中共说没有报应,没有神佛,跟党走迫害法轮功,还能升官发财,可是最后呢,迫害法轮功越狠的,摔得越重,最后人进监狱,人财两空,而且更大更可怕的报 应还在后头呢。法轮功真相是法轮功学员用心作出的承诺,按照法轮功真相做,只能是越走越好,生命一定有美好的未来。

简体字看上去是字形、笔画的改变,实际上深层字含义已经被简化掉了,其背后的邪恶已经昭然若揭,把人类一步步带向了罪恶的深渊,最终因为罪大恶极被神佛销毁。

人都希望生活越过越好,人越来越纯真纯善,生命一步步走向美好与光明,但是中共的党文化却是把传统文化带给人的种种美好破坏掉,一步步导向假、恶、斗,思维方式、话语系统、文艺表现形式等都是邪恶的,都是反天地、反传统、反宇宙的。中共是邪教,这才是真理。

人要想有美好的未来,破除党文化,抛弃中共邪党,认真了解法轮功真相,复兴传统文化,才是人间正道。

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

澳洲新闻集团:中共摘取人体器官的现实(图)

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抗议中共活摘暴行

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9/20/澳洲新闻集团-中共摘取人体器官的现实(图)-335275.html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有大量的人体肾脏、肝脏和其它器官可供人挑选。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被弄到器官移植医院等待屠宰。器官移植业对中共而言是利润丰厚的生意。

澳洲新闻集团(News.com.au)九月十九日报道,试想一下:你被绑架了,在没有任何审讯和定罪的情况下,被关在一个小号里长达几个月或几年。在那儿,中共当局用酷刑折磨你,强迫你看诬蔑录像,让你跟中共保持一致的观点。

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迫害的主要目标

时不时的,你被从污浊的、过度拥挤的牢房拖到另一个房间,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针管就扎到了你的手臂上,然后将你的血尽可能多地灌满一个个小瓶子。然后狱卒命令吸毒犯们用暴力把你按住,获取你的尿样。

你大声呼叫,但没有人理睬你的呼救。他们不给任何解释。这样的事一直在重复发生着。

经过多年的酷刑,你可能侥幸能活着出去。也可能会被秘密杀害。

你更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你还活着的时候,医生从你的身体上摘取器官,一个接着一个的摘取。

中共当局可以说,你失踪了。也可以说你一开始就根本不在那儿。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能什么也不说。

同时,有钱的富人蜂拥到器官移植医院进行器官移植。他们有大量的人体肾脏、肝脏和其它器官可供挑选。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被弄到那里等待屠宰。器官移植业对中共而言是利润丰厚的生意。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就是成千上万中国公民的现实,他们一直因器官摘取而被迫接受强制性的医疗检查。

根据报告,中共继续在全国的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中犯下侵犯人权的暴行。

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是安全的。但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学员们,成为中共迫害的主要目标。

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在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将他们谋杀,将他们关进黑监狱。即中共建立的不经起诉或定罪等程序,直接关押公民的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劳教所和拘留中心等。

没有禁止活摘器官的法律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对中共批准的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报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澳大利亚发言人索菲娅•布莱丝金(Sophia Bryskine)说:“该组织特别关注中国,因为中国不同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在中国,仍然大规模地在国家批准的层面发生着系统性强摘器官行为。”

布莱丝金说,没有正式的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事实上,(中共)一九八四年的条款仍然允许将死刑犯作为器官捐献者,尽管该行为违反所有国际准则。

布莱丝金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就此问题向中共施压。

她说:“这就好像在说,我们会逐渐停止杀人──这是不能接受的。中共并没有承认,为了器官一直在杀害良心犯,他们只是说,他们停止了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布莱丝金说,很多在押人员甚至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中共的法律系统太腐败了。这种状况必须停止。

美国知名伦理学家、纽约大学医学伦理学部创始人及主管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提供了他对中共器官摘取问题的观察。

他说:“在美国或欧洲,你必须先死掉才能成为器官捐献者,而在中国,他们把你弄死。”

数位定居澳洲的中国人对澳洲新闻集团表示,全世界都需要站出来,谴责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以及侵犯人权的暴行。

吸毒犯:打人时不要损害他的器官

法轮功学员刘金涛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很难相信,中共正在大规模地摘取器官,因为他以前也有同感。

二零零六年,刘在未经起诉或定罪的情况下,因为信仰被抓捕并被关押了两年多。刘说,他长期被关押在北京的几家看守所和劳教所,遭受酷刑和凌辱。

刘说,他记得当监狱对他和其他被关押者进行健康检查时,他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就视人命如草芥。

“我被放进一个关押吸毒犯的房间,”刘说,“他们打我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们把我按倒在地,对着我的后背拳打脚踢。当时一个年老的吸毒犯走进房间,提醒他们打我的时候不要损害我的器官。”

刘很快意识到,事情远比他想象中可能发生的更可怕。

他说:“我听说过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情,尽管我正处于被拘禁和殴打中,但起初我还是认为这种行为太惨烈而难以相信。”

“从感情上讲,我想也许那些叫喊不要弄伤我器官的人只是不想让我死。然后,我的逻辑告诉我,为什么这些人会在乎我的生命呢?”

“他们为什么不说‘不要伤害这个人’,而是‘不要伤害他的器官’。我只是觉得奇怪,他们关心的是我的器官,而不是我这个人。”

但刘说,他是幸运者之一,中共很多政治犯根本不会活着出来。他说,他的一些政治犯朋友们被狱警拉出号房,再也没有回来。

体检是为了看器官是否适合用做移植

法轮功学员张凤英被反复进行强制医疗测试后,以为自己会因为器官而被杀掉。

二零一三年,张因在北京一家市场外派发法轮功传单被抓捕和监禁。她曾被关在数家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在被关押期间,她和其他数百名犯人一起,多次在医疗程序中被检查身体,据称,目的是为了评估他们的器官是否适合用做移植。

张凤英说,她被强迫从她的胳膊和耳垂采血样。她说,她问过医生们,他们为什么采她的血,但他们从来没回答过。

她还被迫提供尿样,做X光检查和心电图。她说,她曾随同大约一百名被拘留者一起被驱赶到一辆面包车处,被强迫接受更多测试。张说,在二零一四年被释放之前,她以为自己会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死掉。

张凤英在接受强迫性医疗检查之后,她以为自己会因为器官而被杀掉。

被屠杀的法轮功学员数量远超最初的估算

在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后,二零一四年,中共正式禁止了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宣布将改为以自愿捐献为基础的系统。

但据广泛了解,中共继续大规模杀戮无辜民众,目的是将他们的器官用于移植。

发表在《美国移植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强调了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和中国移植基础设施“急剧膨胀”之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 。

今年六月发布、由加拿大前政治家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以及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写的另一项确凿的报告表明,中国实施的器官移植案例超过政府透露的官方数字十倍以上。

麦塔斯在声明中说:“(共产党)称,每年的合法移植总数约为一万例,但我们只要考查二、三个最大的医院,其移植总数就能轻松地超过中共官方的数字。”

该报告估算,中国的医院每年进行六万至十万例器官移植。

据报道,未经政府公布的数万例器官移植,来源于被杀害的政治犯,他们因信仰或政治理念原因被关押。

报告中说:“我们得出结论,一直以来因器官被屠杀的法轮功学员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估算。”

“最终结论是,中共为了获得移植所需要的器官,一直在对无辜民众,主要是对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族、藏族及家庭教会成员进行大规模屠杀。”

作者们断定,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接受医疗检查,之后他们的检查结果被放进活体器官来源数据库,因此能够迅速做到器官匹配。

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

十年冤狱致残 长春市于翠兰被非法讯问抄家



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9/20/十年冤狱致残-长春市于翠兰被非法讯问抄家-335247.html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被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十年的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翠兰走出了监狱,六十一岁的她,已是满头白发,两只胳膊已残,生活不能自理。九月六日晚和九月七日,于翠兰又被非法讯问和抄家。

警察如警匪

二 零一六年九月六日晚八时左右,长春市东安屯派出所四个警察,没有敲门打招呼,就突然闯入长春市于翠兰的家,也没出示警察证、搜查证等,东看西看,说:“有 人举报你,说你们炼功。”于翠兰回答:“说我炼功有什么出奇的?整个东安屯都知道我炼功。”一个恶警打开于翠兰家里的佛龛,说:“还供着呢?”于翠兰回 答:“以后人人都得供,因为这是佛像。”

片警胡亮招呼于翠兰说:“你过来,做笔录。”于翠兰说:“我也没犯什么法,做什么笔录?”胡亮冲着 于翠兰骂起来,于翠兰说:“你看你肩膀上带的是什么?”片警张国海说:“你们炼法轮功?”于翠兰告诉他们说:“炼法轮功也不违法呀,没有立法说法轮功是违 法的。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查。”

警察张国海进屋就开始拍照,一直照到走为止。一个恶警从于翠兰家柜子里翻出几本书、一本《转法轮》和几本法轮 功师父的国外讲法。于翠兰说:“把书还给我,是我花钱买的。”可不管于翠兰怎么要,警察就是不给,并说要拿回去自己看。于翠兰只好说:“看完还给我。” (可到现在也没归还)

于翠兰看这帮穿着警察装、却做着警匪的事的一群人,说:“你们都坐下,咱们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可他们不谈。于翠兰又 慈祥的说:“你们还跟着江泽民进行迫害,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起诉江泽民,都要审判他,都这时候了,你们还要犯罪。迫害法轮功的人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都被 判刑,都遭到报应了,你们还要这样做,还在犯罪?”于翠兰给他们举例说:“市局国保的王立文二零零六年把我抓进去,非法判了刑,然后他就死了,抛下妻儿老 小的,不可怜吗?”警察执迷的说:“我们执行的上级的命令。上边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片警胡亮问于翠兰:“你还炼功是不是?”于 翠兰答:“炼。”他又问:“书是谁的?”于翠兰说:“是我的。”他过来又拿走一兜子书。于翠兰说:“不许拿我的书。”于翠兰告诉他:“我从监狱回来时,你 对我说:你在家看书、炼功,我们也不来。你现在怎么要把书拿走呢?说话算不算数?”胡亮开始耍赖,说:“谁说了?”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于翠兰上去拦胡 亮,张国海却把于翠兰双手把住。

光天化日之下,这些警察抢劫老百姓的私人财产,于翠兰追出去,到电梯那儿要书,胡亮说:“一会儿我还来。”于翠兰说:“就你这态度,别来了,我不欢迎你。”

于翠兰接着对他们说:“我从监狱回来好几个月了,退休工资也不给我,该给的钱都不给我,不让人吃饭。”胡亮理屈而胡搅,于翠兰正告他:“判刑的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以后必须得给我平反,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那天,正好于翠兰的大姐来她家串门,大姐看到这一切,气得当时就躺在床上,心跳的很快。他们走后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

再次野蛮抄家

第 二天早晨,南关公安分局国保和南关区六一零办公室,以及东安屯派出所共十多个人,又野蛮地闯入于翠兰家。于翠兰没在家,他们竟然威逼她侄子把门打开,把大 法师父的法像撕了,把书、电话本等物品全部搜走,而且不让她侄媳妇上班,把她的电话号还要去。又威胁她侄子,让他把于翠兰找回来,如果不回来,就把于翠兰 家的户口给销了。

于翠兰被冤狱十年,她的双臂在吉林省女子监狱上三次抻床迫害致残,满头白发,生活不能自理,单位给交一部分,自己缴纳一部分的养老金,中共的不法人员也不给,连最低生活费都不给,使于翠兰没有生活来源。

于翠兰遭冤狱迫害的详情,请见《十年冤狱致残 长春市于翠兰仍遭刁难》

《吉林女监用酷刑“抻床”折磨于翠兰》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中国器官移植量知多少?



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9/19/中国器官移植量知多少--335230.html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明慧记者编译报道)2016年8月19-23日,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大会在香港举行,中共借机造假并在国内大肆宣传,企图抵赖和漂白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器官的罪恶。

从过去所谓的主要依靠死刑犯到目前的“公民捐赠”,十几年来不管其器官来源的说辞如何变换,中共一直声称每年移植数量是“一万多例”。这被赋予了政治色彩的“一万例”被中共用作借口,掩盖“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在 香港TTS大会期间,最新国际独立调查报告的共同作者、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者、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就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做了一个报告,据 其对国内数百家移植医院的深度调查,利用中共自己的数据和资料,估算得出中国每年移植数量高达6万到10万例,戳穿了中共每年“一万多例”移植的谎言。

以下是麦塔斯先生声明的译文(小标题为后加):

今 年6月,大卫·乔高,伊森·葛特曼和我发布了我们对中国器官移植调查工作的更新报告(在我们的联合网站endorganpillaging.org上登载 了该报告的全文)。此更新报告长达680页,有近2400条参考文献,要用短短几分钟来概括该报告的内容是一项很困难的事情。

在过去,我们对中国政府官方声称的移植总量信以为真,只是专注于确定那些器官来源。后来我们意识到需要作出一项努力,而我们最终做出了这项努力——那就是我们自己来探究中国到底施行了多少器官移植?

一个政治统计数据

对中共而言,统计数据不过是一种被政治利用的手段。中国的统计数据也可以是准确的,但前提是中共认为其准确性能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须对其准确性进行评估。

就器官移植的统计数据而言,中共体制内有两种相互对立政治因素的考量:一方面需要向世界展示其移植技术有多么先进,这种动机会令器官移植数量倾大化;另一方面,为避免世人对其器官来源的怀疑,他们又有压低官方移植数量的倾向。

在 早期,第一个趋势占据主导,因此我们可见其器官移植量的逐年上升。中共后来意识到这吹嘘招致其陷于政治困境,因中国当时既无器官捐献体系,亦无全国性的器 官分配制度,这引发人们对其器官来源的质疑。因此,当年器官移植量上升到一万例时,它意识到这些数据在招惹麻烦,于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就停止了增长。

这 样看来,全国性的器官移植数量很简单,总在一万例上下。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各地数据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就单个医院而言,它并不太顾忌器官的来源,因为 至少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未对其移植数量进行聚焦。这些医院出于自我宣传的目的,对器官移植数量还不会象中共处理国家层面数字那么谨慎小心。

当把从各单个医院得到的器官移植数进行累加,我们发现总数远远超过国家体系提供的总量。这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成份是出于各地医院不同于国家层面政治考量的自我夸耀。

一些反映医院移植容量的指标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综合各种其它因素,对一家家医院进行了核查:

比 如,我们核查其病床数量——这虽给我们提供了实体概念,也可能是准确的,但孤立的病床数并不是反映移植量的完美指标,因为这些病床也可用于非移植用途,在 器官移植专科医院或普通医院的器官移植病房,这种可能性虽很小,但仍有可能。即使是专用移植病床,患者的等待移植和术后住院恢复时间的长短,也增加了移植 量的变数。

我们也按医生数量进行了核查。这里再次说明,这些数字属于实体数据,并且数据本身可能是准确的,从事器官移植的工作人员想必也是受雇而工作。然而,这些工作人员的数量并不能反映其工作速度。

我们又核查了政府拨款和奖励——这是活动性指标也可能会提到数字,但这些获奖者是否也为获奖而夸大数据?拨款亦可能提及预计数字,但这是否最终得以实现?

我们还核查了通讯和实验研究出版物,同样,我们还是需要评估其结果。中国器官移植的研究大多不能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因这些期刊通常会拒绝不能证明其器官来源正当的研究。

这些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证据可以明确告诉我们每家医院器官移植数量究竟有多少。相反,与之前的调查相似,在查看所有数据之前,我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然而,通过这些核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事实在自始至终地告诉我们,中国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总量。

各家医院在竞争中的夸大倾向并非各地医院器官移植累加数与国家公布全国总量差异的原因,相反,各地数据可能要比全国数据更准确,因并不担心招致对器官来源的质疑,地方医院故意低报器官移植数量的可能性比国家层面要低。

当然,对那些地方医院宣传的巨量器官移植也不可信以为真,这也是我们在最新报告中并未推算器官移植具体数字的原因。

按最小移植容量要求的估算方案

对那些卫生部批准开展肝和/或肾脏移植的医院,我们最终按卫生部规定要求的维持移植资质的最低病床数来估算医院最低移植容量。2006年6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肝、肾、心和肺移植技术管理规范》,其中规定了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的最低要求:

肝脏:15张专用移植病床和不低于10张重症监护病床,共计25张病床。

肾:20张专用移植病床和不低于10张重症监护病床,共计30张病床。

肝和肾:35张专用移植病床和不低于20张重症监护病床,共计55张病床。

全国有21家肝脏移植医院、65家肾脏移植医院和60家肝/肾移植医院,总共146家医院获得了肝肾移植许可。按一个月的住院期,每张病床每年可容纳至少12个移植病人。实际上肾移植一般仅需一到两周,肝移植需要三到四个星期。

保 守起见,在进行器官移植量分析时,我们对肾和肝移植均按一个月的最长住院期计算。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医院病床使用率超过100%,并有排成长龙的患者在等 待移植。除上述146家批准的肾肝移植中心外,还有23家通过认证的心脏和肺移植中心,并且政府还计划将获准移植医院的数量从169家增到300家,这表 明目前中国的移植系统容量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我们认为绝大多数现有移植医院的容量已被充分利用。按100%病床使用率计算,仅146家肝肾移植医院每 年就能进行69300例移植。

我们把21家肝脏移植医院医院乘以25张病床乘以12个月,得到6300个肝移植;65家肾脏移植医院乘以 30张病床位,再乘以12个月,得到23400个肾移植;60家肝肾移植医院乘以55张病床,再乘以12个月得到39600个肝肾移植。这些数相加得到 69300这个数字。

在2007年,有超过1000家医院向卫生部申请器官移植的许可证。要满足申请条件,这些申请许可的医院(理论上)都应达到规定的最低要求。

以“微观估算”进行交叉印证

寻求这个问题答案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微观层面考虑国家批准的移植中心医生在一年内所完成的移植数量。

例 如,在一份2013年的报告里,一名外科医生一年进行了246例器官移植。减去周末和节假日,平均每年大约有250个工作日,这个外科医生一年中基本上是 每个工作日做一例器官移植。当然,国家级的移植中心不会单靠一个医生维持,一般移植中心最低会有两到三个移植团队。因此,从常识看,一个居平均水平的移植 中心最少每天做一例器官(一年合计365例移植)。

每个卫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每天做一例器官移植,这个数字并不夸张吧?那么146家获准的肝肾移植医院乘以365天,我们也能得出一年53290例的器官移植例。

按 最低病床数和以一天一例移植都是非常保守的估算,都没考虑大多数国家级移植中心有完成上千例的移植能力,还有许多中心远超这个能力。例如,北京309医院 有393张病床,具备每年完成4000例以上器官移植的能力;而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742张病床,但后来又搬到新院区,规模进一步得以扩大。在非军队 医院,天津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至少有500张移植专用病床,并声称达到131%病床利用率,这意味着它一年可进行8000例器官移植。

即 使按最低病床数和员工进行估算,仅获准的肝肾移植医院就已达到60000例的年移植量。
如果再加上心、肺移植中心,并考虑通过认证的医院在远远高过最低标 准地大规模运作,以及一些未获准医院也在进行器官移植的事实,我们得到一个更大的数字——中国器官移植每年在6万到10万例之间,甚至我们倾向于更高的数 字。

2016年9月18日星期日

长春电视插播者魏修山遭受的迫害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捆成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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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八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桦甸市法轮功学员魏修山,二零零二年三月长春电视插播后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在吉林监狱七监区遭迫害,生死不明。

魏 修山自幼失去父母,叔叔把他带大,是在长春打工的外地人,一九九八年与同修结婚。在一九九九年因上访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苇子沟劳教所时,因不穿劳改服,被 邪恶队长用电棍进行摧残。但是他一直都没穿,那里的犯人都说老魏你真了不起。在犯人劳动时,魏修山给他们背法轮功师父的《论语》,有好几个犯人和他说将来 出去后也和他学大法。魏修山被非法延期关押长达十一个月,当让他写解除劳动教养填个人鉴定时,他拿起笔在表上写“我出去后继续修炼法轮大法,证实大法是超 常的科学,是能度人的好功法。”就这样,他被从劳教所直接关到兴隆山洗脑班又迫害一个月。

二零零二年“3.05”长春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后,邪党恶徒们十分恐惧,在“宁可错抓一千不得使一人漏网”的疯狂大抓捕中,魏修山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十二年。

魏修山二零零二年十月被关进吉林监狱。他被关进狱中之狱,失去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恶徒让他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他不写,他经常背法轮功师父的经文。监狱 教育科干事李永生和他“谈话”,他只说大法好,遭电棍电。恶警夏天不让他穿单衣,逼他穿棉袄、棉裤,白天、晚上都不让睡觉、面壁,还让四、五个犯人围着他 打他,每天都打他,用手掐他的生殖器,把他的腿盘上、捆上,成球形,历经半年多。

恶警不让他上厕所,不让吃饱,在他的饭、菜、馒头上吐唾沫。犯人用棉袄把他的头蒙上,四、五个人打他的头,最后造成脑膜炎积水,发高烧,三、四个月 的时间,脸色煞白,不能走路,被送进医院。监狱为了推卸责任,让他保外就医,因他妻子也在被迫害中,二零零三年九月份左右被迫害死在监狱中。

消息说,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魏修山被拉到医院,一去就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