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1651一1725年),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他由县学生考中举人,再考中進士。中進士后,又返乡朝夕读书不辍。数年后,赴吏部再试,补授内阁中书,历任中书舍人、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他居官清正廉明,康熙皇帝称赞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他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百姓,而对金钱毫无染指;他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他有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惠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总督噶礼一伙人的嫉恨。在举荐清官时,上司无一人推举他,而康熙皇帝却亲自推荐他。他在离开江苏任所时,百姓沿途相送,并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公”。
他在遇父丧归乡时,建立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因遭大水而被冲垮,张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讲他“能够治理河务。”皇上命他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多石,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张伯行反驳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我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官员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他。四十五年,皇上南巡时,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的匾额。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
四十六年,皇上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当时曾命负责管理江苏的总督及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而张伯行并没有被推荐。皇上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他们不推荐你,我来推荐你。如果你将来做官继续做得很好,天下人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五万钱,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给百姓。
张伯行又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育学生。
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人名),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皇上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皇上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皇上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皇上没有允许。
张鹏翮请求责成张伯行的前任巡抚于准及直思恭赔偿十六万,其余用官员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皇上说:“江南亏空钱粮,并不是因为官吏侵吞。我南巡时,总督、巡抚随意挪用公款,而下级官吏不敢议论。如果责成新任官吏来补偿,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让查明南巡时用款情况上报。张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县现无着落的钱粮十万八千,皇上命令一律免于赔偿。
噶礼贪婪横行,张伯行与他相反。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暗中交接考生,接受贿赂。发榜以后,读书人议论喧哗,抬着财神進入学宫。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实际情况上报。皇上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中牵连噶礼,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噶礼心中不安,也找出张伯行的所谓七条罪状上奏。皇上命二人都解职。张鹏翮等不久奏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皇上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仍旧与前次张鹏翮等人的意见相同。皇上说:“张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意见,是非颠倒。”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第二天,康熈召九卿等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样天下才会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夺去噶礼的官位,命张伯行复职。
康熙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一职缺员,张伯行上疏推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王宾)、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而皇上已将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提拔就任。不久,张伯行弹劾钦元将通海盗的罪犯张令涛,隐藏官署中,请求逮捕治罪。令涛的哥哥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舱,出入海洋,拥有大量资产,交接豪贵。赶上刑部下檄文搜缉海盗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住一条渔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却假冒华亭籍,经过查验船照,知是元隆所代领。张伯行准备一追到底,当时令涛在噶礼府内任职,元隆托病逃避逮捕,案子未结却死于家中。噶礼先前弹劾张伯行,曾抓住这件事作为七条罪状之一。正巧上海县百姓顾协一 、起诉令涛占据他的房屋,另外还有几处水寨窝藏海贼,声称令涛现在居住在钦元官署中。皇上命总督赫寿调查审理,赫寿庇护令涛,以“通贼事查无实据”而上报,皇上又命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调查此案,张鹏翮等奏报元隆、令涛都是良民,请求夺去张伯行的官职。皇上命复查,并让张伯行自己陈述。张伯行上疏说:“元隆通贼,虽然上报已死,然而他财产丰厚,党徒也多,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以领到执照。令涛是顾协一首先告发的,如果顾协一举报不实,照例应以诬陷治罪。由于钦元庇护,致使此案久悬未决。我作为地方长官,应该在事情刚刚发生时即加以防止,怎能不追究呢?”张伯行解任之后,张鹏翮等仍以他诬陷良民,挟私报复,要求斩首。刑法部门讨论同意这一建议,而皇上却免了张伯行的罪,调他到京城来。
不久,张伯行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充当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后授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又充当会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提升为礼部尚书,皇上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
张伯行刚成進士时,回家乡南郊建造了一座精制的房屋,摆上了数千卷书以供学子们纵情观览。张伯行指着《小学》、《近思录》,以及程、朱的《语类》,说:“進入圣人的门庭,在这里呀!”他曾全力找到宋代理学四大学派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及朱熹各位大儒的书,一边诵读一边抄录,前后共七年。张伯行最初任官时曾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学习没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号为“敬庵”。
他在官场所接近的,都是学问醇正、操行清廉的人,而且开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做官的。他从来不与污吏为伍,又一贯抵制那些贪腐不正的权贵甚至上官,所以经常招致对方的不满及诬陷。但是,他平时对于意见不合的人,也仍与他们共事,开诚布公,同心协力,没有一点怨恨。他说:“我得到过皇上的多次保全,怎敢以私而废公呢?”他七十五岁时去世。留有遗疏,请求推崇儒学,奖励直臣。皇上悲痛悼念他,赠太子太保,谥清恪。
正是:
循理践义,两间正气。
谐和君子,小人颤栗;
上司贪腐,敢行抵御。
彩虹丽天,璀灿环宇!
(事据《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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