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量知多少？

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9/19/中国器官移植量知多少--335230.html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明慧记者编译报道）2016年8月19-23日，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大会在香港举行，中共借机造假并在国内大肆宣传，企图抵赖和漂白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器官的罪恶。

从过去所谓的主要依靠死刑犯到目前的“公民捐赠”，十几年来不管其器官来源的说辞如何变换，中共一直声称每年移植数量是“一万多例”。这被赋予了政治色彩的“一万例”被中共用作借口，掩盖“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在 香港TTS大会期间，最新国际独立调查报告的共同作者、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者、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就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做了一个报告，据 其对国内数百家移植医院的深度调查，利用中共自己的数据和资料，估算得出中国每年移植数量高达6万到10万例，戳穿了中共每年“一万多例”移植的谎言。

以下是麦塔斯先生声明的译文（小标题为后加）：

今 年6月，大卫·乔高，伊森·葛特曼和我发布了我们对中国器官移植调查工作的更新报告（在我们的联合网站endorganpillaging.org上登载 了该报告的全文）。此更新报告长达680页，有近2400条参考文献，要用短短几分钟来概括该报告的内容是一项很困难的事情。

在过去，我们对中国政府官方声称的移植总量信以为真，只是专注于确定那些器官来源。后来我们意识到需要作出一项努力，而我们最终做出了这项努力——那就是我们自己来探究中国到底施行了多少器官移植？

一个政治统计数据

对中共而言，统计数据不过是一种被政治利用的手段。中国的统计数据也可以是准确的，但前提是中共认为其准确性能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须对其准确性进行评估。

就器官移植的统计数据而言，中共体制内有两种相互对立政治因素的考量：一方面需要向世界展示其移植技术有多么先进，这种动机会令器官移植数量倾大化；另一方面，为避免世人对其器官来源的怀疑，他们又有压低官方移植数量的倾向。

在 早期，第一个趋势占据主导，因此我们可见其器官移植量的逐年上升。中共后来意识到这吹嘘招致其陷于政治困境，因中国当时既无器官捐献体系，亦无全国性的器 官分配制度，这引发人们对其器官来源的质疑。因此，当年器官移植量上升到一万例时，它意识到这些数据在招惹麻烦，于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就停止了增长。

这 样看来，全国性的器官移植数量很简单，总在一万例上下。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各地数据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就单个医院而言，它并不太顾忌器官的来源，因为 至少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未对其移植数量进行聚焦。这些医院出于自我宣传的目的，对器官移植数量还不会象中共处理国家层面数字那么谨慎小心。

当把从各单个医院得到的器官移植数进行累加，我们发现总数远远超过国家体系提供的总量。这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成份是出于各地医院不同于国家层面政治考量的自我夸耀。

一些反映医院移植容量的指标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综合各种其它因素，对一家家医院进行了核查：

比 如，我们核查其病床数量——这虽给我们提供了实体概念，也可能是准确的，但孤立的病床数并不是反映移植量的完美指标，因为这些病床也可用于非移植用途，在 器官移植专科医院或普通医院的器官移植病房，这种可能性虽很小，但仍有可能。即使是专用移植病床，患者的等待移植和术后住院恢复时间的长短，也增加了移植 量的变数。

我们也按医生数量进行了核查。这里再次说明，这些数字属于实体数据，并且数据本身可能是准确的，从事器官移植的工作人员想必也是受雇而工作。然而，这些工作人员的数量并不能反映其工作速度。

我们又核查了政府拨款和奖励——这是活动性指标也可能会提到数字，但这些获奖者是否也为获奖而夸大数据？拨款亦可能提及预计数字，但这是否最终得以实现？

我们还核查了通讯和实验研究出版物，同样，我们还是需要评估其结果。中国器官移植的研究大多不能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因这些期刊通常会拒绝不能证明其器官来源正当的研究。

这些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证据可以明确告诉我们每家医院器官移植数量究竟有多少。相反，与之前的调查相似，在查看所有数据之前，我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然而，通过这些核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事实在自始至终地告诉我们，中国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总量。

各家医院在竞争中的夸大倾向并非各地医院器官移植累加数与国家公布全国总量差异的原因，相反，各地数据可能要比全国数据更准确，因并不担心招致对器官来源的质疑，地方医院故意低报器官移植数量的可能性比国家层面要低。

当然，对那些地方医院宣传的巨量器官移植也不可信以为真，这也是我们在最新报告中并未推算器官移植具体数字的原因。

按最小移植容量要求的估算方案

对那些卫生部批准开展肝和/或肾脏移植的医院，我们最终按卫生部规定要求的维持移植资质的最低病床数来估算医院最低移植容量。2006年6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肝、肾、心和肺移植技术管理规范》，其中规定了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的最低要求：

肝脏：15张专用移植病床和不低于10张重症监护病床，共计25张病床。

肾：20张专用移植病床和不低于10张重症监护病床，共计30张病床。

肝和肾：35张专用移植病床和不低于20张重症监护病床，共计55张病床。

全国有21家肝脏移植医院、65家肾脏移植医院和60家肝/肾移植医院，总共146家医院获得了肝肾移植许可。按一个月的住院期，每张病床每年可容纳至少12个移植病人。实际上肾移植一般仅需一到两周，肝移植需要三到四个星期。

保 守起见，在进行器官移植量分析时，我们对肾和肝移植均按一个月的最长住院期计算。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医院病床使用率超过100%，并有排成长龙的患者在等 待移植。除上述146家批准的肾肝移植中心外，还有23家通过认证的心脏和肺移植中心，并且政府还计划将获准移植医院的数量从169家增到300家，这表 明目前中国的移植系统容量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我们认为绝大多数现有移植医院的容量已被充分利用。按100%病床使用率计算，仅146家肝肾移植医院每 年就能进行69300例移植。

我们把21家肝脏移植医院医院乘以25张病床乘以12个月，得到6300个肝移植；65家肾脏移植医院乘以 30张病床位，再乘以12个月，得到23400个肾移植；60家肝肾移植医院乘以55张病床，再乘以12个月得到39600个肝肾移植。这些数相加得到 69300这个数字。

在2007年，有超过1000家医院向卫生部申请器官移植的许可证。要满足申请条件，这些申请许可的医院（理论上）都应达到规定的最低要求。

以“微观估算”进行交叉印证

寻求这个问题答案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微观层面考虑国家批准的移植中心医生在一年内所完成的移植数量。

例 如，在一份2013年的报告里，一名外科医生一年进行了246例器官移植。减去周末和节假日，平均每年大约有250个工作日，这个外科医生一年中基本上是 每个工作日做一例器官移植。当然，国家级的移植中心不会单靠一个医生维持，一般移植中心最低会有两到三个移植团队。因此，从常识看，一个居平均水平的移植 中心最少每天做一例器官（一年合计365例移植）。

每个卫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每天做一例器官移植，这个数字并不夸张吧？那么146家获准的肝肾移植医院乘以365天，我们也能得出一年53290例的器官移植例。

按 最低病床数和以一天一例移植都是非常保守的估算，都没考虑大多数国家级移植中心有完成上千例的移植能力，还有许多中心远超这个能力。例如，北京309医院 有393张病床，具备每年完成4000例以上器官移植的能力；而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742张病床，但后来又搬到新院区，规模进一步得以扩大。在非军队 医院，天津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至少有500张移植专用病床，并声称达到131%病床利用率，这意味着它一年可进行8000例器官移植。

即 使按最低病床数和员工进行估算，仅获准的肝肾移植医院就已达到60000例的年移植量。
如果再加上心、肺移植中心，并考虑通过认证的医院在远远高过最低标 准地大规模运作，以及一些未获准医院也在进行器官移植的事实，我们得到一个更大的数字——中国器官移植每年在6万到10万例之间，甚至我们倾向于更高的数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