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为寻求治理乱世良策应运而生的许多学说流派，因各学说流派间许多观点对立，因而相互间批驳与论辩，形成了史上独有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时代。秦朝一统天下之后，法家学说成为了秦治国的指导。法家重“法”、“术”、“势”，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认为百家之言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辞”，要“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秦始皇焚书坑儒统一文化，以苛政刑罚统治国家，暴秦遂亡于二世。因法家之说并非治国良策，因而后世帝王少有采用法家学说。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废黜暴秦的苛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道家思想为治国之道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而后汉武帝采纳儒家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为百家争鸣时代划上了句号。董仲舒将儒术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儒学开始成为带有宗教性的儒教，与道家思想演变的道教，和后来由印度传入汉地的佛教，形成华夏文明三大重要的宗教。历经两千多年的朝代更替，佛、道、儒三教以慈悲行善，修身重德，仁义礼智信的教义维系中华传统的道德体系。
两千多年过去了，共产邪党来了，靠暴力夺取了政权。西来邪说马列主义成为了建构中共统治秩序合理性的依据，共产邪党主义强制成为了中国人的国教，党魁被神化。传承华夏血脉的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传统的道德体系开始崩溃。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然而毛发动的反右运动远远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后发动的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割掉了传统文化的命，以邪党文化取而代之。
随着共产邪党阵营解体，本来就没有任何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做支撑的中共邪党政权，选择了用一次比一次更邪恶的镇压，为党的邪性注入能量，加持邪党的统治。八九年和九九相隔十年，就先后制造了六四血案以及对数亿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在中共所有发动的运动中，反法轮功的运动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手段最为邪恶残酷。许多中国人被卷入到了这场迫害中来，为迫害推波助澜。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对迫害的漠视，对人来说还有什么底线不能突破？
虽然中共以稳定的国内局势，迅猛的经济发展，营造出透支国家资源和国民福祉的虚假繁荣，向世界标榜中共模式；用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换取人权原则的筹码，挑战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可谓气壮如牛。然而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曾被扔進“历史的垃圾堆”的孔子学说，又被中共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了出来作为“大国盛世”的遮羞布，披在丑陋的党文化外皮上面，教化国人在被压制中接受和谐。
钳制民主自由的邪“法”，愚弄民众的骗“术”，搜刮财富的权“势”，暴秦的专制被中共发挥到了及至，其实这只是在新纪元开始前，旧的历史时期中共与暴秦专制王朝首尾互为映衬而已。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诸子百家曾经努力探寻过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何才能辨识非常之名，明了非常之道？在今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这个问题变的如此不易，又如此简单，从退出邪党开始，因为他就在邪党极力封锁的真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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