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春晚”回闪 /文／他山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新年将临，想起低俗乏味的“春晚”，就想起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共的洗脑工具几十年来对中国人的毒害匪浅。我们举几个事例来说明。

二零零九年中国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七五”新疆事件了。汉维两民族的相互仇杀把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全面的展露了出来。单就维族人来说，有谁还会对中共歌功颂德呢？直到目前新疆的管制始终不敢放松，通讯仍然受到极大的钳制，可以说，整个新疆，无论汉维，还都处于恐怖之中。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中共利用文艺的形式让维族人为自己唱赞歌。

今年春晚第一个被中共审查通过的节目，恰恰就是表现维族人歌颂中共的说唱节目——“党的政策亚克西”。节目以买买提买汽车为线索，从农业税、学费和合作医疗等几个方面对中共极尽奉承之意。最后以维族人自愿把新疆特产物产送往全国各地、把最珍贵的特产送往北京来表达新疆人对中共的感恩戴德。

不要说新疆人，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会为中共这种自我吹捧的节目感到肉麻。新疆尚未从伤痛中走出，维族人还处在管制之下，中共就忙不迭的用自己的演员冒充新疆人去给自己抹粉，这无异于中共在向维族人的伤口上撒盐。

中共这种向对方伤口上撒盐的戏法有时运用的是相当技巧的：既让民众在观看时欢笑，又把它要兜售的私货悄悄的植进民众的心里；而对那些被伤害者，中共才不管他们的死活呢，往伤口上撒盐算什么，往心上插刀才好呢。

二零零一年的春晚有一个小品是“卖拐”。这个小品是中共刻意诬陷法轮功的。当时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很难推进的时候，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的信仰，老百姓搞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去打压。中共急需对法轮功有进一步迫害的口实，所以就一方面采取栽赃的方式对法轮功再次构陷，另一方面就是用文艺的方式诱导人们对法轮功进一步误解。

前一年的除夕下午，中共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震惊海内外。几小时之后，“卖拐”在中央电视台粉墨登场。剧中卖拐者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这种人给他一桶汽油，他都得自焚了。这句话不留意是听不出来的，在最初对春晚进行实录的录像中还记载着这一句话。可是，稍后这一句话就完全被删除了。为什么要删除这一句话？显然，中共是怕人与它自己搞的自焚伪案产生联想。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在排演时就有的，还是根据当时的需要临时加上的？如此的巧合，后又经中共刻意的删除，起到的作用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只要能蒙混住老百姓就行，该加的时候就加，该删的时候就删，至于网络上的分析和评论，网络一屏蔽就万事大吉了。

法轮功受到十年的残酷迫害，可是谁见过中共哪怕一句对法轮功的中立的介绍？很多老百姓被中共导演的自焚伪案所欺骗，真的认为法轮功就是不好的，要不怎么教导人去自杀呀？中共就是这样，赞扬自己的时候，哪怕刚刚杀过人，也要找人打扮成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对自己唱颂歌；打击别人时，哪管别人的死活，中共就是要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

就拿这个自焚伪案来说，最能触动人的恐怕就是那个女大学生陈果了。长的花一样的女孩，能歌善舞，又在中国顶级的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她的被自焚引发多少世人对法轮功的莫名仇恨？可是谁知道她的自焚是被中共一手导演的呢？她在中共的手中完全成了一支点燃民众仇恨的蜡烛。

中共为了达到对全民的洗脑，使用的伎俩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它不仅能自导自演出天安门自焚伪案，还对真正知情的人进行强制性洗脑，并进而对被洗脑后的知情人进行利用，也把他们乔装打扮成自己所需要的形象，再放到中央电视台上进行炒作。这样一来，就再次坐实了中共利用自焚对法轮功的栽赃。我们就举与这个陈果相关的一个例子吧。

陈果有一个校友叫王博，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二零零零年底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三年。她在被囚禁期间，看到陈果参与自焚的电视录像，直言不讳的指出这个自焚是假的，陈果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她用自己所了解的真实的陈果向当局说明了真相。

这样的线索对中共当局来说太重要了。中共当然不会针对王博所提供的线索澄清真相，中共看到的是如何利用她为当局导演的自焚作伪证。来自陈果同学的举证不也是进一步栽赃法轮功的直接证据吗？至于证据的真假，那不是中共自己所掌握的吗？自焚能做到假戏真做，证据当然也能叫它达到“变伪为真”啊。

于是对王博的强制洗脑开始了。王博被从石家庄劳教所转到了北京市劳教所。进了北京劳教所，王博被强制罚站，还强行把她的手和腿绕过椅子铐在一起，直到手肿的手铐都取不下来；昼夜连续不允许睡觉；到第六天下午的时候，年仅十九岁的王博已经没有什么意识可言了，头脑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思考问题。王博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她也开始随着中共特务的意思对法轮功进行曲解，人也变得越来越糊涂，分不清对和错了。王博的思想被击垮了，这种强行洗脑对于人性的摧残可真正是一个正常生命不可承载的痛和辱，但是中共却没有任何良心负担的做到了。

被洗脑后的王博又被中共软禁到“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去给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洗脑，想以此强化对她的所谓转化成果。中共看看时机成熟了，就开始实施它罪恶的图谋了。二零零二年九月下旬，中宣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省市“六一零”四家联合组织了一伙人，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其中焦点访谈的记者李玉强是主要采访人。
中共为了制作这样一台诋毁法轮功的节目，投入了大量的力量。为了能达到更大的欺骗效果，中共在制作过程中又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为了使“剧情”更真实，并以此调动王博全家的真情实感。这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李玉强对王博说：“中国政府一开始打压法轮功这个决策是个错误，他们把这么多群众推到了对立面上去，怎么收场啊，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理智的。好在现在政府它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这些法轮功学员能够明白过来呀，早些回到社会上，也是在弥补这一错误。”

王博真的就相信了她。把压在心底的对法轮功的正确认识一股脑的都告诉了她。王博被“转化”后还真是没有这样的心情放开过，端庄恬静、温柔大方，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王博完全沉浸在对法轮功的美好回忆当中。

采访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可是真正播放出来的时候，王博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在解说上、时间顺序上、画面上全都改变了，王博对法轮功的正确认识变成了对法轮功的无比仇恨。比如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明明王博被软禁在洗脑中心，不让回家，焦点访谈解说为：王博提前解教回家了，家里空荡荡的。说王博的父母为了护法，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实际上，他们是被单位开除了，在遭到多次抄家，骚扰后被迫流离失所，母亲当时就关在劳教所。原来那三个小时的“亲密”访谈就是为了制作这一二十分钟对法轮功的深揭猛批，中央电视台造假的工夫真是了得！

焦点访谈一播送完，李玉强就从北京打电话到洗脑班找王博解释：“你也知道这些内容是经过删减的，这是政治的需要，希望你不要生气，因为上面要审查的。”

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也上了一篇通稿，当然里面的话是完全篡改的。不但王博一家被他们骗了，天下的人也都被欺骗了，有多少人看到了对王博的电视采访加深了对中共导演的自焚伪案的认同。因为王博就是陈果的同学啊，她都出来“现身说法”了，那中共说的还能有假吗？可是谁又能知道她所遭遇的一切，以及她当时所说的真实的内容呢？

王博作为一个转化典型被中共看的很重。在中央“六一零”负责人李岚清的亲自批示下，王博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共非常怕被洗脑后的王博真正的清醒，那样自焚的骗局就会被彻底的揭穿。中共在她上学期间派了三个警察专门监视她，其中一个女警贴身监视，和王博单独住在同一个房间，而非学生宿舍。

假期里王博也得不到自由。一放假，警察直接把王博接到洗脑班，不许回家，不允许出大铁门。王博多次要求回家，要求出去，都不允许。每次都是伪善的那一套：这是为你好嘛，这是为你的安全嘛。

二零零五年底，王博和爸爸妈妈一起逃离了石家庄。为了对曾受自己蒙蔽的世人负责，对受自己侮辱的亲人赎罪，王博勇敢的迈出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谎言的一步。王博向海外媒体公开了自己被欺骗、洗脑及利用的音像资料，在海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王博自述的录像当然是真实的，是他们一家三口作出的决定，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所揭露的又恰恰是自己在中共巨大压力下所经历的一切。这样的录像，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当然不会放，尽管它是对事实的澄清，是对所有的中国人负责的由受害人亲口述说的对中共邪恶的血泪控诉。中央电视台除了对民众洗脑外，它敢讲出真实的信息吗？

其实，不只是王博的自述录像中央电视台不敢放，还有许多关于她的真实的报道，中央电视台也不敢放。就王博一家所遭遇的经历来说，如果允许公开报道的话，就足以揭开中共栽赃法轮功的黑幕了。后来，王博一家再次遭到中共的非法抓捕。在法庭上，竟然有六位北京正义律师联手为王博一家作无罪辩护。为了能把非法开庭进行下去，中共当局派出了不下六百人的警力搞戒严。法庭上，王博和父母都当庭公开了被拘禁期间所遭到的毒打、体罚、威胁和恐吓的被逼供经历。几位律师从“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从宪法和立法、司法程序、法律事实等层面，为王博一家做了无罪辩护。这样的新闻不是最有价值的吗？不是最值得报道的吗？不要说中央电视台，中共统治下的任何一家媒体都不敢碰这方面的消息，中共的喉舌就是这样“避真就假”的对民众进行洗脑的。

天安门自焚伪案过去整整九年了，成了最大的一桩栽赃法轮功的丑剧。尽管国际上早就确认这是一桩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用来栽赃法轮功的案件，可是在国内呢，被蒙蔽者不还是大有人在吗？

一年一度的春晚又要到了。在万家团圆喜庆的新年中，希望您不要真正的被洗脑了。认清邪恶的中共，在新的一年里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吧。

最可耻的公司与最恶毒的政党 / 文／廖然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据大纪元报道，今年元月二十七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开幕。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奖项，即一年一度的“公众关注奖”，是专门颁发给那些对人权及环境问题完全不负责任的“最可耻”的公司的。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瑞士制药业巨头霍夫曼罗氏公司因在中国对器官移植患者进行两项针对器官移植的药物研究，被“伯尔尼宣言”和“瑞士绿色和平组织”评为本年度“最可耻公司”，引起世界关注。

为什么要将“最可耻公司”的帽子给罗氏公司戴上？它只是针对器官移植的患者进行药物研究，那不是在做有益于人类的好事吗？怎么会和“可耻”连上了呢？事情不能这样表面理解。他们所研究的那些患者用的是谁的器官？那些被摘除器官者是自愿的吗？如果不是，大家想想，靠杀掉一个人去为另一个人做手术的行为是不是犯罪？人类就不应该关注一下那些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人吗？为什么还要让这种亵渎人类尊严和违背人类道德的暴行继续下去？

中国的器官移植在世界上历来都是备受指责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器官来源的不透明。在世界各地强烈的指责声中，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以90%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的借口来搪塞。可是世界上关于死刑犯器官的移植问题，世界器官移植学会已有明确的警告：“由于在监狱环境中自由受到限制，不太可能让囚犯真正自由的作出独立的决定，从而无法获取自主的、知情的捐赠同意。”也就是说，中共给出的答案是受到世界医学界的批评和指责的。

“伯尔尼宣言”和“瑞士绿色和平组织”明确指出，罗氏公司正在中国数百名肾脏和肝脏移植患者身上测试其研制的新药——骁悉胶囊的有效性，而这些患者的器官“非常可能”来自死刑犯。伯尔尼宣言进一步说，该奖项是为了“提醒全球经济玩家，影响人们与环境的破坏性商业行为是会有后果的——在罗氏这个例子中，那就是损害公司的形象。”

从这件事情的本身来看，罗氏公司得到这个奖项确实是“实至名归”了。在完全不清楚移植器官来源的情况下去验证自己的药效，就肯定存在着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那么它获得这样的所谓“奖项”也就是应该的。

然而我们要问：对器官移植的患者进行药物研究就被评为最可耻的公司，那些直接指使医生强制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政党不更应该是最可耻的吗？没有中国非法的器官移植做前提，罗氏公司的可耻也无从谈起。其实，我们看到，罗氏公司在被授予“最可耻公司”的同时，也揭开了这个“最可耻政党”的面纱。这个“最可耻的政党”就是中共！

当然，关于霍夫曼罗氏公司获得“最可耻公司”的消息在中国是不可能被报道的。一家外国的制药公司因为在中国针对移植器官的患者作药物研究，就受到举世的指责，那暗中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政党就更应该受到谴责了。这个“最可耻公司”能在它统治的国度里冠冕堂皇地搞科研，并受到它的多方关照和欢迎，其可耻程度要远超罗氏公司数倍。

还需说明的是，罗氏公司是在受到对患者的研究有可能涉及死囚器官指责的情况下获此恶名的，还并未触及到中国的器官移植绝大多数都是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上摘取的事实。且不说罗氏公司的“耻”有应得，直接摘取人体器官的罪恶能是用一个“可耻”来衡量的吗？这样的罪恶决不能用可耻来表示，那是对整个人类尊严的亵渎，是对所有人人性的挑衅！

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暴利的消息早已报道于世，加拿大人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所著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更是全面的揭开了中国器官移植的重重黑幕，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证据还在不断的由中国境内传出。在铁的事实和世界各地正义的指责声中，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看不到丝毫停止的迹象。这样的政党仅仅是可耻吗？它不是最恶毒的政党吗？它还配与人类为伍吗？

令人感叹的是，外国人对这种涉及到违反基本道德和伦理的公司的惩处是让它背负“可耻”的名声，这既是对“可耻”者的制约，也是对有可能效尤者的警诫。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最恶毒的政党应当受到什么惩处？那些明知这个恶党的残暴而为了经济利益去献媚的组织或国家，他们离可耻的距离还有多远？

当然，由于中共对信息的封锁，和它对中国人的强制灌输和对世界的妖言迷惑，世人对它的罪恶可能还认识不太清楚。可是当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回避吗？

其实，中国人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正在加深之中，那逼近六千八百万的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数字就是明证！其实，世界人民也对中共的认识越来越清，这评选“最可耻公司”的前提就足以证明。让我们在记住“最可耻公司”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最恶毒的政党。同时也真心的希望罗氏公司能正视自己的过错，拒绝和中共的所有合作，让这个毒害全人类的最恶毒的政党在世界人民的唾弃声中彻底解体！

【神传文化】东汉神医华佗 / 文／山行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华佗是东汉杰出的医学家，他生于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是沛国谯（今安徽谯州）人。史书记载华佗活了六十四岁。

华佗与东汉末年的董奉、张仲景被统称“建安三神医”。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外戚争权，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东汉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华佗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他汲取《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成就之精华，精于医药的研究。《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华佗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他衣钵古代医学典籍中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要法，慎重找出病的原因，作出诊断，采用汗、吐、下、温、清、和、消、补等八种不同疗法临证施治。他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用药精简，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人们誉为“神医”。

华佗还是中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华佗如果遇到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让患者以酒服下“麻沸散”，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华佗别传》记载：有一位病人肚子很痛，十几天中，须眉堕落。华佗诊断是脾脏腐烂所致，但还可以剖腹治疗。他让病人饮下麻沸散，仰卧床上，切开腹腔，果然脾脏腐烂一半，于是刮去恶肉，敷上药膏，缝合伤口，又开了一些饮剂。一百天后，病人康复。

曹操因患头风病，经多方治疗不愈，就请华佗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华佗对曹操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最后华佗死在监狱里。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他由于精湛高明的外科医术，而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

华佗还十分提倡导引养生。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跪倒，否则我毙了你！” / 文／孟新年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跨入新年后第十二天的下午，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上，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理一起民间纠纷时与村民郭永华在大街上发生了点不大不小的冲突。据目击者刘先生事后回忆，当时，他看见张磊一边掏枪一边对郭永华大声喊道，“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这句话的声音特别大。随后，郭永华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这时，只见跟随张磊的协勤王道胜突然拿出电警棍将郭永华击倒在地，而张磊则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接着，他又直接朝着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只听“呯”的一声，郭当场倒地毙命。

这是在上演黑帮大片吗？非也！这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幕。它虽然发生在一个小镇上，当事者只有可数的几个人，却不啻是一篇有关中国政治的绝妙寓言！我敢说，张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这句：“跪倒，否则我毙了你！”实在是再直白再坦率不过地道出了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中共的恶暴与草菅人命。

别看一贯自称“代表人民”，其实中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打着国家旗号的黑社会，就是百分之百的专制强权，就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代名词。凭借手中把持的权力，它每时每刻都在将自己的意志强行凌驾于所有中国人之上，逼迫中国人匍匐跪倒在它的脚下，谁敢不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立刻把他们打翻在地，甚至碾得粉碎。

君不见，1957年，50多万（实际人数远不止此）知识份子仅仅因为在党的强烈邀请下向党提了点意见，就被中共一怒之下戴上了“右派”的大帽子；君不见，1989年，中共对爱国学生的反腐败呼声竟回之以横冲直撞的坦克和不长眼睛的开花子弹；君不见，从1999年到今天，又有多少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投入监狱，百般折磨，江泽民甚至叫嚣，对他们“打死白死，算自杀”。

自从中共当政以来，凡是没有匍匐跪倒在其强权脚下，敢于捍卫真理和尊严的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不惨遭迫害镇压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从有名的到更多无名的，简直不计其数。

试想，在这样一种蛮横无理的强权体制下，面对一个不顺从的草民，代表国家机器的派出所所长大喊一声“跪倒，否则我就毙了你”，并随即将仍然没跪倒的他一枪毙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事以前有，现在有，只要中共当权，将来还会有。

让我们不能不感到惋惜的是死去的郭永华的天真。当张磊喊完“跪倒，否则我就毙了你！”后，他竟然回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显然，在他看来，自己没有“犯法”，当然无需“跪倒”，虽然对方是警察，也不敢“毙了”自己。有这种想法的恐怕并非郭永华一人，但事实证明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个党了。什么叫“犯法”？你说的不算数，我说的也不算数，党——在现实中又具体体现为党的官员们——说的才算数，因为法律从来都是由党一手制定和解释的，党高兴怎么定就怎么定，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定了也可以不执行不算数，而且今天可以这样解释明天又可以换一种解释。再有，在党看来，谁都得在自己面前老老实实地跪着，凡是不跪的，不管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你都是在蔑视党了，特别是像郭永华这样，当党明确命令你跪下你竟然还不跪倒时，你就是在明目张胆地犯法了，也就该轮到你吃枪子了！

没料到郭永华已经够天真了，他的堂弟郭永志却比他还天真。当郭永华被张磊一枪“毙了”后，郭永志竟然还不吸取教训，还要上前询问原因，于是，胆大妄为的张磊立马朝他腰背正中开了一枪，随后又用枪顶着郭永志的后脑勺补了一枪，将没立即毙命的他彻底击毙。
“这个人还可以医，赶紧送医院。”据现场目击者称，在张磊第二枪响之前，有村民这样大声呼喊。可张磊却用枪指着上前查看的村民说，“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崩了。”
看到这里，恐怕许多人都会想，如果真有人敢把奄奄一息的郭永志送到医院抢救，张磊会不会真的把他“崩了”？尽管以前有人会不信，但现在有郭永华兄弟俩的例子摆在这，不信你也得信。

其实，没什么是张磊和张磊们不敢干的，从中共来到人世，这些年它的打手什么没干过啊，“毙”几个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记住，不管是谁，也不管有没有真的犯法，只要你不“跪倒”在中共及其打手们的脚下，随时都有被“毙”被“嘣”的可能。这就是郭永华郭永志兄弟俩的死给每个中国人上的生动一课。

以身殉国的文天祥 / 文／孑伊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庐陵（今属江西吉安）人。南宋后期杰出的民族英雄，军事家，爱国诗人和政治家。著作有《文山先生全集》、《文山乐府》，名篇有《正气歌》、《过零丁洋》等。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名（状元），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他后期的诗词，风格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反映了他坚贞的民族气节。1283年1月9日（农历十二月九日）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年仅四十七岁。文天祥在狱中写作大量诗词，《过零丁洋》、《正气歌》等作品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文天祥十九岁时获庐陵乡校考第一名，翌年（宝祐四年）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中选吉州贡士，并随父前往南宋首都临安应试。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宋理宗亲拔为第一，也成为权相贾似道门生，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起兵勤王，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口号，组织义军三万，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然最终因为孤立无援，抗争失败，到最后仅余六人。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右相是长江防卫使赖旦臣，督导襄阳作战），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希望以谈判的方式来刺探蒙古军情，在谈判过程中，文天祥据理力争，怒骂伯颜。但与此同时，南宋朝廷却派人前往文天祥军营，宣布解散文天祥的军队。伯颜得知文天祥军队已经被解散，故下令逮捕他。此时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当文天祥被押送到镇江的时候，得当地义士相救脱险。这时，南宋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元大都，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宋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于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二十六日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以继续抗元战争。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入汀关，文天祥欲据莲城拒敌，汀州守将黄去疾闻帝驾下海，拥郡兵有异心，文天祥逐屯兵朋口转到龙岩。二月，文天祥率军攻复梅州，四月斩杀跋扈大将二人后。至夏，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此时各地豪杰响应抗元，号令通于江淮。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转战至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妻妾子女失散，收容残部，奉老母再入莲城，请命益兵再举，后转战至循州。

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端宗已死，继位的弟弟——赵昺移驻崖山，被任命少保，信国公。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文天祥军在五坡岭造饭时被元军攻击，兵败，文天祥吞下随身携带的冰片企图自杀，未死，但却昏迷过去，在昏迷当中，文天祥被俘。

文天祥遂被张弘范押往崖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写《过零丁洋》廿天后，南宋在崖山海战惨败后，陆秀夫背着八岁幼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

元世祖忽必烈爱其才，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

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下令籍没阿合马的家财，追查阿合马的罪恶，并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和礼霍孙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颇得元世祖赞同。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渠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年47岁。行刑后不久，有诏使止之，然文天祥已死，忽必烈惋惜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

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万古流芳，他慷慨就义的精神至今仍然被人们传颂，不愧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港府助中共为虐 港人自由堪忧 / 文／飞鸣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今天在明慧网上，看到原定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首次在香港演出的神韵晚会被迫取消，原因是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拒绝给神韵艺术团的六名关键技术成员发放演出签证。

早有论者指出，神韵晚会在香港的演出是香港自由的试金石。此次事件让我们看到，香港的自由已经被中共侵蚀得不复存在，和大陆同胞一样，港人的自由已经受到中共一党独裁的严密控制。

神韵艺术团以精美的歌舞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顶级剧院演出，受到中西方观众的好评。神韵演出在香港的七场门票公开出售五天就全部售罄，可见香港民众对神韵演出的向往。可是由于香港政府帮助中共打压神韵，这几千位购票的香港民众失去了欣赏自己期盼的演出的权利。香港政府可以帮助中共侵害这些人的权利，也可以帮助中共侵害其他香港人的权利。香港民众的自由令人担忧，香港的未来令人担忧。

香港政府此番表演也让人们看到，非民选的港府官员在中共的调教下，已经学会了中共党文化中的整人术。中共整人术中有赤裸裸的暴力，就如同中共在反右、文革、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的血腥暴力。但是在不便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中共官僚更善于以所谓的“法规”、“条例”对民众进行刁难，以掩饰其迫害民众的内幕。

这次港府表面上给神韵艺术团大部份成员发放签证，却引用所谓的“香港劳工法”，专门拒绝给神韵艺术团的核心技术人员签发演出签证，并且在艺术团登机的前三天才告知拒签。港府试图给外界造成假相，好象已经核准大部份艺术团成员的签证，只有少部份“劳工”要到香港本地市场上找。其实这种偷奸耍滑的下作手段根本骗不了人，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演出团体的核心技术人员根本不是普通的劳工，他们是和演出长期配合、经过长期训练的高级技术人员，没有他们的技术支持，演出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高技术人才无法替代，更不可能在三天内在本地找到这样的人才。港府官僚上演的这出丑剧，让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从大陆的中共官员那里学到了整人的精髓。

港府官僚此次可以把整人手段向神韵艺术团发难，他们也会在“需要时”以类似的下流手段对香港民众发难。在大陆发生的强行拆迁、城管暴力、暴力截访等事件都是在法律、法规的幌子下进行的，类似的事件未尝不会在香港上演。个人认为，香港民众和各国政府、各界人士应该高度关注港府此次的卑劣行径，抵制中共对香港自由的侵害，甚至不妨象当年反对二十三条恶法一样，奋力抗争，维护香港的自由，维护港人的权利。

话说“小年” / 文／若水 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民间称之为小年，是祭祀灶神的节日。

灶神起源甚早，来历说法也很多。最初因“黄帝作灶”（《 事物原会》）、“炎帝作火”（《淮南子》），人们奉为灶神。为了感谢给予人类生存条件的神，人们开始祭拜。后来，随着历史的推衍，各种说法丰富起来。灶神，也称灶君、灶爷、灶王爷，灶王菩萨、灶公灶母、东厨司命、司命真君、九天东厨烟主、护宅天尊、东厨司命九灵元王定福神君等。《礼记•祭法》中“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先秦时期，祭灶位列“五祀”之一（五祀为祀灶、门、行、户、中雷五神。中雷即土神。另一说为门、井、户、灶、中雷；或说是行、井、户、灶、中雷）。五位神灵共同负责一家人的平安，灶神之所以受人敬重，除了因掌管人们饮食，赐予生活上的便利外，灶神的职责，是玉皇大帝派遣到人间监察一家人善恶之职的官。灶神左右随侍两神，一捧“善罐”、一捧“恶罐”，随时将一家人的行为记录保存于罐中，年终时总计之后再向玉皇大帝报告。腊月二十三日就是灶神离开人间，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家人这一年来所做所为的日子，所以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

《东厨司命灯仪》中言道：“迭主阴阳，虽善善恶恶，均在修为；然是是非非，必恭记录”。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奉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在《太上感应篇》里，又有“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的记述。司命即指灶神，算为一百天，纪指十二年。就是说重罪判罚要减寿十二年的。

所以古时祭灶不分身份的贵贱高低，上至皇宫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对灶神都是毕恭毕敬。祭灶之期也分阶层，民间有所谓“官三”、“民四”、“邓家五”之说：“官”指官绅权贵，习惯于年二十三祭灶；“民”指一般平民百姓，会在年二十四祭灶；“邓家”即指水上人家，会在年二十五举行。但是民间百姓大部份会选择年二十三祭灶，希望沾有贵气。据有关资料记载：每年腊月二十三，清朝皇帝例行在坤宁宫大祭灶神，同时安设天、地神位，皇帝在神位前行九拜礼，以迎新年福禧。祭灶这天，坤宁宫设供案，安放神牌，神牌前安放香烛供品，殿廷中设燎炉、拜褥。像民间一样，供品一般都少不了又甜又黏的食物，目的是祈望灶王“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祭灶时，宫殿监奏请皇帝到坤宁宫佛像、神像、灶君前拈香行礼。礼毕，宫殿监再奏请皇后依次向灶君等神位行礼。

民间祭灶时要设立神主，用丰盛的酒食作为祭品祈求降福免灾。祭灶神时，第一次进酒，向灶神诚心祷告，完毕后再进行第二次进酒，进第三次酒之后，将旧有的灶神像恭恭敬敬揭下，焚香叩首后焚烧，并虔诚祷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目的是祈祷灶王向玉皇大帝奏报一家人一年来的种种善事。送走神明后，除夕夜再把灶神接回来，此之谓“接灶”或“接神”。因为，除夕这一天灶神会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 “接灶”时把新的灶神像粘贴好，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叩拜。古人对神明一向恭敬崇祀，人们能摆正人与神的关系，“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向弟子揭示“媚于灶”的真正原因。

《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阴子方是个至孝仁德的人，灶神显像让他看见了，他便杀了黄羊祭祀，后来家道繁昌。

在中国北方，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人们通过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敬仰，企盼福寿安康。剪贴窗花是最盛行的民俗活动。人们剪贴一些寓含美好愿望的图案贴在窗户上，希望新年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吉祥。窗花的内容有各种动、植物等掌故，如喜鹊登梅，燕穿桃柳，孔雀戏牡丹 ，狮子滚绣球 ，三羊（阳）开泰，二龙戏珠，鹿鹤桐椿（六合同春），五蝠（福）捧寿，犀牛望月，莲（连）年有鱼（馀），鸳鸯戏水，刘海戏金蝉等等。也有各种戏剧故事，有“大登殿，二度梅，三娘教子四进士，五女拜寿六月雪，七月七日天河配，八仙庆寿九件衣”等。这些窗花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也增添了过年的喜庆气氛。

童谣唱到：“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过五，六天，大年就来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点点两声炮。五子登科乒乓响，起火升得比天高。”

对于中国民俗的年来说，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就象一场戏的序幕，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人们就开始忙活开了：二十三，送灶神；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蒸团子；二十六，割下肉；二十七，擦酒具……，一直到腊月三十门神对联上墙，年饭上桌，一家人团聚，大年开始了。